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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國家化”進程中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社會
發布日期:2018-01-25    作者:楊志強    來源:中國民族報

一、中央王朝與西南邊疆

提起“苗疆”,許多人并不陌生。無論是清代小說《說岳全傳》、金庸武俠小說《笑傲江湖》,還是現今網絡上人氣爆棚的動漫《不良人》、小說《苗疆蠱事》,甚至網絡游戲《軒轅劍》、《天龍八部》等,都有對來自“苗疆”的人物描述或場景設置。在這些作品中,來自“苗疆”者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間仿佛都散發著神秘和異樣。對“苗疆”的這種“異質化”想象,早已滲入到主流話語對“苗疆”的營造中,因此它也成為中華大地上的一塊充滿神秘感和蠱毒想象的神奇之地。

明清時期,“苗疆”是構成中國疆域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涵蓋了整個云貴高原地區。這里所說的“苗”是個泛稱,“疆”則具有王朝國家治下的民族地區的含義,相當于今天所說的“民族地區”,現今的苗族聚居地區只是這一廣闊地域的一小部分。當前的學者一般把歷史上的“苗疆”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苗疆”以云貴高原為中心,包括周邊少數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區;狹義的“苗疆”主要指現今苗族聚居地區,一是在今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內,稱為“貴州苗疆”;二是黔東北與湘西交界地,即現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是為“湖南苗疆”。這種劃分恰恰反映出“苗疆”動態變遷的歷史過程。在近代中國國民國家體制建立之后,“苗疆”作為地域概念不再使用,其廣義所指已為當前文化地理意義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這一區域,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棲息分布之地,現今除漢族外,仍有苗、侗、布依、彝、水、土家、瑤等近20個世居民族,是中國民族種類最多、文化最多樣的區域。

“苗疆”字樣初現于明代,但作為一個有特定范圍的地域概念形成于清雍正年間以后。明王朝建立后,國家首次以組織化移民的方式,從內地調遣大量漢人以“軍屯”“民屯”“商屯”等形式移入西南民族地區,由此深刻地改變了西南民族地區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在這一過程中,“苗”開始取代過去的“蠻”,成為中國南方非漢族群的泛稱之一;而“苗”與“苗疆”的出現與元、明、清時期中國的王朝國家政權在西南地區推行“國家化”政策,即自上而下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整合的過程有密切關聯。在展開這些問題以前,有必要對西南邊疆與中原的互動歷史進行若干回顧和梳理。

云貴高原地形呈西高東低走勢,西接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北臨四川盆地,東連東南丘陵,南出東南亞和南亞諸國,總面積約50余萬平方公里;境內群山連綿,河流縱橫,溫暖潮濕。歷史上,云貴地區在中央王朝國家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對中國的整個西南地區而言,云貴高原緊鄰最富庶的、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盆地,構成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云貴寧則川蜀安;云貴高原是中國南出西向東南亞、南亞地區陸路通道的必經之地,在北方“絲綢之路”開通之前,四川就與云南及東南亞等地頻繁發生了民間商貿往來。秦漢時期,中原王朝征服了云貴高原上的“西南夷”,進行政治經營。此后一千多年間,云貴高原地區雖然大部分時期屬于中原王朝的勢力范圍,但關系一直不太穩定,直到元王朝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設立了云南行省,才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

總的來說,影響云貴地區與中央王朝政治關系發展的原因是復雜的,如中央王朝的朝代更迭、割據與統一等等,但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交通。由于云貴高原地區地形地貌多變,群山連綿,域內族群眾多,自然地理和社會狀況都十分復雜。每當國家的力量嘗試進入這一區域,必然要耗費龐大的資源來疏通和維護交通線。唐宋以前,中原王朝主要是通過“五尺道”“靈關道”等,依托四川的資源來控制云貴地區。然唐宋以后,中國政治中心東移、經濟中心南下,江浙和湖廣地區經濟崛起,至元代時,“湖廣熟,天下足”之諺已流傳四海。而此前被視為“天府之國”的巴蜀之地,在元與南宋的戰爭中首當其沖,人口劇減。直到清朝中后期出現史稱“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移民后,四川的人口和經濟才逐漸恢復。這一變遷過程深刻地影響了云貴高原與中央王朝的互動關系。

元朝十分重視對云南邊疆的經營,在民族地區廣泛推行“土司制度”。但由于上述中國整體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依托四川已無力支撐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在這種狀況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王朝新開辟了由云南直達湖廣的“普安道”(明稱“東路”“一線路”),由中原地區進入云南,不再繞道四川或廣西,而是取直道從湖廣過貴州至云南,縮短了千余公里路程。在建省前,貴州是大小土司割據和苗瑤、壯侗、藏緬語族的各少數民族的分布地域,境內的苗嶺山脈是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地表切割嚴重,土地資源匱缺,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自“普安道”開通后,貴州地區由數省包夾下的“蠻荒之地”一躍成為湖廣內地進入西南邊疆的門戶。道路開通后的第二年(1292年),元王朝便整合貴州各地的大小土司設立了“八番順元宣慰司”,這是后來貴州建省的肇始。

明王朝建立后,更加重視對西南邊疆的經營。1382年朱元璋征服云南后,為防止土司和少數民族的反抗,將大批軍隊部署在內地進入云貴地區的交通線上,設置衛所屯兵駐扎。衛所是明代獨創的軍事制度,按定制每衛兵額為5600人,下設若干千戶所、百戶所;士兵逢戰事調發從征,無事則務農自養。一些學者認為,云貴地區衛所的兵員數實際遠超定額,有的達數萬人之多。這些士兵都攜帶家屬,還有大量漢人移民以“民屯”“商屯”等形式進入西南邊疆,以致在云貴兩省,漢人的人口均達百萬以上。

漢人移民進入西南地域后,基本沿著明王朝布防駐守的三條“官道”分布:一是由昆明北上經四川會理和大小涼山地區至四川成都的“建昌道”,明代在這條線上建立了5個衛,8個所,俗稱“五衛八所”,并專設“四川行都護使司”管理;二是從昆明東向至曲靖,北上經現威寧、畢節、赤水至四川瀘州的“烏撒道”,亦稱“入滇西路”,這條線上設置了4個衛,為“西四衛”;三是由昆明經曲靖、富源,一直向東橫跨貴州境內進入湖廣地區的元代“舊普安路”,或稱“東路”,這條線路因連接云南與湖廣,明王朝沿路重兵布防,僅貴州境內就有18個衛部署在這條驛道上。

這三條通道中,由湖廣經貴州入云南的“東路”尤為關鍵,甚至貴州行省就是為了保障這一條進西南的交通線而設置的。為統一管理部署在貴州境內的衛所及軍隊,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剛一征服云南,就先于云南成立了省級軍事機構“貴州都護使司”,為貴州置省做好鋪墊;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以鎮壓黔東思州、思南田氏土司叛亂為契機,設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貴州正式進入明朝十三行省行列。如此,一國政府因保障交通線而專置一省級機構,即使在世界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明中期以后,昆明至成都的“建昌道”因“夷患”猖獗發生阻塞;云南至四川瀘州的“烏撒道”雖然通暢,但進入湖廣走長江水道,順水行疾而逆流至難;另兩條道路,即至廣西道和舊五尺道,因無兵駐守,“匪盜成群”,無法暢通。至此,朝廷只能通過經貴州的“東路”驛道來維持云南這一疆域,可謂“千里一線孤懸”。這條驛道被稱為“一線路”,名副其實。

清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基本沿襲了明朝奠定的格局,并大力強化。自雍正朝開始,清王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范圍實施“改土歸流”治策;對一些不服“王化”、亦無土司管束的少數民族地區則用兵“開辟苗疆”,在西南邊疆普遍建立了府、州、縣流官統治體系,為清中后期大量內地漢人移民進入西南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也是在這一過程中,“苗疆”開始作為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地域概念出現在官方文獻中。

二、“苗”與“苗疆”:“國家化”進程中建構的“他者”

“苗”,與“蠻”“夷”類似,是近代以前中國主流社會對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之一,今天的苗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一般認為,除上古傳說中的“三苗”外,與現今的苗族有關的“苗”字樣最早出現于唐代樊綽的《蠻書》。其后南宋的朱熹在《三苗記》中也曾記錄了湖南西南一帶的“貓”及“苗人”的活動情況。到了元代,正史中開始出現“苗”的記錄,從地域上來看主要指今湖南西部及西南部一帶的少數民族。元末,在各地掀起的反元起義中,一支活躍在江浙地區號稱“苗軍”的勤王隊伍引發了關注。其首領為湖南的土司,士兵都是來自湘西南一帶的“苗蠻”。這支“苗軍”的戰斗力極強,曾屢次大敗張士誠等部,最盛時曾達20萬人,一時為元朝廷所倚重,成為朱元璋等多部反元義軍的大患。《明太祖實錄》中關于這一時期朱元璋的言論和活動的記載,就頻繁涉及到“苗軍”,“苗”從明朝開始成為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可能也與這段歷史有某種關聯性。

明朝統一西南后,沿湖廣至云南的“舊普安路”密集建立衛所,屯兵守衛。由于這條線路在貴州境內所經之地幾乎都是少數民族區域,內地來的漢人屯軍面對陌生的異文化環境,就開始用“苗”來統稱周邊的少數民族。可以確定,“苗”作為泛稱是與湖廣通滇的這條驛道密切相關。如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就明確寫道:“從辰沅(今湖南沅陵、芷江)至普安(今貴州安順)兩千里,總稱曰苗”。到了清代,“苗”的指稱范圍進一步擴大到貴州全省及周邊地區,區域內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稱謂以“苗”作為后綴,如“仲苗”(布依族)、“水家苗”(水族)、“洞苗”(侗族)等,故而貴州省有“百苗”之說。近代以后,“苗”進而取代“蠻”涵蓋了中國的南方少數民族。著名學者梁啟超甚至將中南半島上的越南、緬甸、老撾也納入到“苗”的范疇之內。直至新中國進行民族識別以后,“苗”才成為今天苗族的專稱。

“苗”何以取代“蠻”?晚清學者魏源試圖解答這一問題。他認為,“蠻”“苗”之別主要是由內部社會組織結構的差異造成的:內部有明確的上下、尊卑關系,能稱雄一方者,稱之為“蠻”,而內部無貴賤、無貧富、無君長,互不統屬者稱之為“苗”;過去王朝國家主要是通過安撫“蠻”來安撫和壓制“苗”,只是后來“蠻酋”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才導致“苗患”日增,以至于“苗”取“蠻”而代之。在這里,魏源顯然是站在傳統的中央王朝本位的“夏夷觀”立場上來解釋這一問題的。在這一視野下,“蠻”的內部有等級結構,有君長,有上下尊卑關系,而“苗”的內部無明顯的社會層級結構,所以“苗”比“蠻”更為“落后”和“野蠻”。這固然是站在儒家價值立場上作出的判斷,但其實也受到當時現實因素的影響。

至清雍正時期,中央王朝自明清以來在云貴等地陸續實施的“改土歸流”進入了高潮。在這一過程中,對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總體上較為順利,因為對于廣大“土民”而言,不過是把交稅的對象由“土司”換成了“官府”,其社會結構并未受到太大沖擊;但在若干既無官府治理、又無土司約束的“生苗地界”,如黔東北及與湘西交界處的臘爾山周邊地區、黔東南境內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等地,各村寨互不統屬,社會層級不甚明顯,國家力量進入這些區域缺乏關鍵的中介力量,無法像土司轄區那樣通過層級進行治理,往往“按下葫蘆浮起瓢”,最后只能采取軍事手段對各個村寨逐一征服。這一軍事征服過程被稱之為“開辟苗疆”。后來的“苗民”反抗也主要起自這些區域,且持續不斷,以至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說。因而,隨著“苗患”日增,“苗”的問題越來越受到王朝統治者的關注,“苗”的指稱范圍也隨之不斷擴大。換言之,如果從國家治理的需求和策略看,這些被視為“化外之地”的區域由于缺乏明顯的社會層級,反而不利于進行疆域治理。因此,清乾隆時期,在鎮壓了這些“苗民”叛亂后,清王朝一方面承認其有限自治,規定“嗣后苗眾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歸結,不必繩以官法”,另一方面又試圖培育出社會層級關系,反而在這些區域新設了許多小土司。在這一過程中,“苗疆”字樣開始頻繁出現在清代的官方文獻中。

從現有的文獻可見,“苗疆”一詞在明代就已出現,但使用頻率極低,內涵也很模糊。在明代,對于上述“化外之地”多稱之為“苗界”“生界”或“生苗地界”,用“界”而不用“疆”來指稱這些地域。進入清代后,清王朝在云貴地區逐漸推行府、州、縣“流官”治理體制,需從內地派遣大量官員赴云貴任職。然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山高路遠,條件艱苦,被視為畏途,屢屢出現官員不愿就任,甚至棄官舉家潛逃的事件。為解決這一問題,康熙、雍正年間,朝廷在推行“改土歸流”措施的同時,還制定了“苗疆缺”“煙瘴缺”“沿河缺”“沿海缺”等赴邊遠地區任職的官員待遇及考評制度。

從現有資料看,清王朝派往西南地區的官員崗位主要有兩種:一是“煙瘴缺”,涉及炎熱潮濕的艱苦山區,包括廣西南部及云南部分區域;二是“苗疆缺”,主要涉及南方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所涵蓋地域更廣。從《清實錄》的記載可見,乾隆早期屬“苗疆”的地理范圍,除貴州全省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域外,西至四川西部的大小涼山地區,北至湖北湖南的武陵山區,含現恩施、襄陽、漢陽、宜昌等地,東至湖南中部,包括岳陽、長沙、湘潭、常德、邵陽、永州等地,南至廣西中部和北部山區,包括河池、桂林、柳州、龍勝等地。大體上看,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湖北諸省,凡有少數民族分布的區域基本都被劃入“苗疆”的范疇。按清朝官制,凡赴“苗疆”任職者,享受“邊俸”待遇,在任期上“俱三年俸滿,有政績無差忒者,例即升用”。相比之下,內地為“腹俸”區域,任職者通常滿五年才能考評。當然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乾隆時期有官員奏報,許多至“苗疆”赴任的官員剛熟悉當地情況就被調離,不利于地方的長治久安,于是出現了在“苗疆”崗位上任期至八年者。此外,根據自然條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經濟狀況等,“苗疆”屬地還被劃分為若干類型,官員的品級、待遇亦與之相應,各不相同。

上述事實表明,“苗疆”一詞在清代的頻繁出現,是與這一時期王朝國家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系列國家整合措施密切相關的。僅從語義上看,清代的“苗疆”,指的就是納入國家府、州、縣體制治理范圍的少數民族地區,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苗疆”出現以前,這些區域不屬于國家統治范圍,而主要指的是國家治理方式的變更使“苗疆”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具有了特定地域的含義。尤為重要的一點是,由于這項制度與官員個人前途息息相關,哪些地區屬于“苗疆”,哪些地區屬于“內地”,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清代文獻中經常出現的“苗疆”,如“云貴川廣等省苗疆地方”,“云貴兩省均屬苗疆”,“楚黔均為苗疆”等記載,其實所指的就是享受“苗疆缺”待遇的區域,“苗疆”因此成為一個在國家的疆域治理進程中具有特定內涵的地域概念。

另一方面,“苗疆”的涵蓋范圍在不同歷史時期亦有變化,整體上呈現不斷遞減之趨勢。清乾隆中期以后,隨著漢人移民不斷進入西南民族地區,云貴高原的人口構成從“夷多漢少”逐步變成了“漢多夷少”,加上各少數民族社會普遍出現了漢化趨向,“苗疆”便隨著漢區的不斷擴展而收縮。查閱《清實錄》可見,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湖南、湖北、廣西等省便陸續上呈要求某轄內地方“刪去苗疆字樣”的奏本,如“思恩一府(今廣西武鳴等地)……所轄猺獞,與齊民無異,請刪去苗疆字樣”,“永州府同知(今湖南永州市)……今已將苗疆字樣刪除”,“桑植(今湖南桑植縣)刪去苗疆字樣”,“寶慶府(今湖南邵陽市)……與內地人民無異,請刪去苗疆字樣”等等。即使在處于“苗疆腹地”的貴州省,一些漢民比較集中的州縣也申請刪除“苗疆”字樣。至晚清時,“苗疆”范圍便基本收束至貴州及周邊地區。而在原屬“化外之地”的“湖南苗疆”和“貴州苗疆”,其地方文化保存得相對完整,反抗斗爭仍持續不斷。晚清時期的一些文獻,如徐家干所著《苗疆聞見錄》、嚴如熤所著《苗防備覽》《苗疆村寨考》等,其所言“苗疆”便集中在上述地區,由于這些地區基本上是苗族聚居區,如此便逐步形成了“苗疆”等同于苗族聚居區的狹義范疇。

總體而言,明清時期,由中央王朝自上而下推進的“國家化”進程,成為了引發云貴高原各少數民族社會發生劇烈變遷的主要原因和整體背景,而進入西南邊疆地區的漢人移民事實上成為支撐這一進程的政治基礎和依靠力量。“苗”作為非漢族群的泛稱,以及“苗疆”作為地域概念,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中出現的。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和漢人移民進入西南邊疆地區的重要歷史進程,主要是通過湖廣連接貴州和云南的“東路”驛道實現的,且整體上呈現出由東向西漸入和擴展的趨勢。

2012年,筆者基于十余年的研究和思考,將湖廣經貴州至云南的這條重要通道冠名為“苗疆走廊”。現研究表明,“苗疆走廊”初為明清時期國家賴以控制西南邊疆的首選、甚而一度是唯一的通道,繼而又發展成一條貫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勾連周邊諸省的“陸路經濟走廊帶”。“苗疆走廊”沿線,城鎮密集、人口集中、民族眾多,對明清時期中國南方區域市場的一體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苗疆走廊”是一條藉由國家力量開辟的漢人移民文化走廊,是一個具有濃厚的“國家化”特點、儒家文化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線性文化空間”。尤為重要的是,這是一條“活態的”文化走廊,歷史上漢人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分布在線路周邊地區,有的融入到苗族社會中,有的形成了獨特的地方性漢文化,如“屯堡人”文化等等;因“苗疆走廊”對于中國南方區域市場的貫通整合、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的重組、民族交融及共生格局的生成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功能和意義早已超出線路本身,且延續至今。筆者認為,通過上文對“苗疆”的講述,再以“苗疆走廊”為抓手切入,這一思考路徑對重構中國西南邊疆史、理解中國“一體多元”格局的形成機制和歷史過程,將提供一個難得的范本。

三、“雙重華夷體系”:“歷史中國”的立體呈現

縱觀中國歷史,如果說中原農業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間的對抗和互構是貫穿了中國數千年歷史的主旋律,那么,“河西走廊”“南嶺走廊”“遼西走廊”“苗疆走廊”則是深入理解中國歷史疆域變化及“夏夷”關系的基本四維。其間,明清時期,王朝國家沿“苗疆走廊”自東向西往云貴高原地區推進的一系列“國家化”措施、大量漢人移民向西南遷徙引發的劇烈社會變遷等,因其時間晚近、狀況復雜、文獻豐富、活態文化可循,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歷史疆域的發展過程、重新審視傳統的“夏夷觀”等,都將提供內涵極為豐富的素材。目前,在中國學術界,對于“何謂中國?”、中國的歷史疆域變化、邊疆治理、“夏夷觀”等問題的討論成為熱點。但筆者注意到,這些討論聚焦的區域大多為北方游牧地區,對西南地區的關注則多限于云南省,貴州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邊疆學者的視野之外。

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整體,“中國”不僅是具有多重含義的復合概念,同時“歷史中國”所呈現出的景象也是一種世界秩序或觀念體系。這就好比我們看美國,如果只把眼光集中在它的領土范圍,不談其主導的美元體系、軍事存在和全球秩序,實際上是看不清楚的。中華文化之所以歷經數千年延綿至今,正是基于某種相對穩定的、超越民族和國家存在的結構性體系。近代“金鐵主義”倡導者楊度就從文化共同體的視角來理解“中華”,認為“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也就是說,這一觀念體系以注重等級次序的儒家“禮教”為核心,在東亞文明圈內具有某種普世性,是不可簡單地還原到某個民族或國家身上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明末清初朝鮮半島上興起的“小中華思想”、日本列島上幕府將軍自封為“征夷大將軍”、明治維新早期發生的“尊王攘夷”運動等。換言之,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夏夷觀”等,本身就內隱著“一體多元”的政治理想與追求,它不僅為中原漢民族所有,同樣也內化到周邊民族和國家中。所以,歷史上即使外族入主中原,其傳統的“延續性”也不會因之發生斷裂。

就西南地區與中央政權的互動關系而言,元、明、清時期,無論由哪個民族主導中央王朝,都展示出這種“延續性”的清晰脈絡。也就是說,元、明、清時期,王朝國家治理西南邊疆地區的總體趨勢是一個由間接統治轉化為直接統治的“國家化”過程。這里所謂的“國家化”,主要指的是中央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自上而下地對邊疆地區進行的“一體化”整合過程。在這一進程中其實有兩條不同的“華夷之辨”界線交織在一起,筆者稱之為“雙重華夷體系”。

這里所說的“雙重華夷體系”,指的是構成傳統中華世界的兩條重要邊界及其互動的彈性體系。這兩條邊界一是“王化”邊界,也可稱為構成中華世界的政治邊界或外邊界,主要指的是以皇權為頂點,由中央王朝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區域,其構成了廣袤的“疆域”和“版圖”的空間。二是“教化”邊界,也可稱為文化邊界或內邊界,主要指以漢人為主體的內地。歷史上中原王朝對周邊地區的整合,往往先是通過“王化”構建其模糊的政治空間,形成外邊界,再通過“教化”徐徐擴展其內邊界范圍。

換言之,由“天下觀”彰顯出的傳統“大一統”思想,其政治秩序與意識形態既建構在“文明”與“野蠻”對置的“華夷之辨”的基礎上,但同時其疆域又包容不同生態、不同文化的族群,形成了政治上“一體”、文化上“多元”的共生形態。每當王朝國家的勢力強盛之時,往往通過武力征服、羈縻制度、朝貢關系等手段,可以把外邊界范圍擴展得很大,構建起“一體多元”的中華世界。然而當中原王朝國家勢力衰退之際,外邊界范圍可以不斷收縮,有時甚至退至內邊界內。所以,在中國歷史的變遷過程中,往往外邊界,即政治邊界受勢力興衰、朝代更迭的影響比較模糊且流動性較大;相對而言,以定居農業為主的“內地”農耕地區,即內邊界區域,無論哪個朝代,都是提供賦稅勞役等的稅收來源地,域內的戶口、土地,理論上都要經過調查統計以確定每戶承擔的稅額和勞役,所以農耕區與非農耕區(通俗而言,相當于今天的征稅區和免稅區)的界限是相對明晰和穩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所謂的漢人,并非是當今意義上基于血緣世系想象的“民族”,而是深受儒家觀念熏染(即“教化”),接受皇權統治(即“王化”),并自覺為國家提供賦稅勞役的群體。即使是主要由少數民族治理的元王朝或清王朝,支撐其統治的經濟、政治基礎,一樣是由內邊界界定的農耕區。中華文明之所以數千年來延綿不絕,我認為相當程度上正得益于這一極富彈性的結構體系。

從這一視角看,早從秦漢時期開始,中央王朝就對以云貴高原為中心的中國西南邊疆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開發措施,這些都可理解為一種“國家化”過程。但由于沒有漢人移民的大規模流動,其政治和經濟都以四川盆地為支撐點,實施的是“以夷制夷”的羈縻治策,所以整體上的治理是不穩定的。元代在征服云南大理政權之后推行“土司制度”,雖然控制力度大大加強,但本質上仍與歷代的羈縻治理方式一脈相承。

明清時期,西南地區最值得關注的歷史進程就是漢人移民大規模進入西南地域,使得上述“王化”的政治邊界(外邊界)和“教化”的文化邊界(內邊界)在這一區域發生交織,呈現出極為復雜的狀況。首先,云貴高原地區雖然在行政區劃上置于各行省管轄范圍內,即在行政上屬于“內地”,但其域內既有沿交通線分布的“漢區”,又有土司控制的區域,間有不服“王化”的“生苗地界”。筆者將此稱為“內地化邊疆”現象,這一現象顯然很難用通常而言的“內地/邊疆”這種二分法來予以說明或解釋。其次,明初朱元璋針對云貴地區發布的上諭中,雖然屢屢使用“中國”一詞,但顯然其邊界限于漢人移民分布地區;進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元朝廷在制定各藩國朝貢禮儀之際,把云貴等地的土司轄地與日本、朝鮮等同列,統統將其納入“朝貢”對象中。也就是說,云貴地區在政治上位于行省范圍內,毫無疑問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的疆域和版圖之內;但同時,在文化上又表現出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多種形態,因此有關“苗疆”、“生界”、“化外之地”、“邊防”之記載所劃出的邊界,其實都是屬于“教化”意義上的表述,反映出“歷史中國”概念的多重性及豐富內涵。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國家理念的影響下,中華帝國模糊的疆域開始固化為清晰的領土邊界,但中國歷史上形成的“一體多元”結構仍然被今天的中國所繼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體制是現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最重要的特征。這種“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共生結構依然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也是近代中國在世界格局的劇烈變遷中仍然維系國家統一的最重要基礎。

近代以來,“歷史中國”的這種整體性便不斷受到西方分析話語的肢解和割裂。在強大的西方話語的影響下,避諱談“疆”、強調“自古以來”也成為“弱者”抵抗的“武器”。旁觀近年來有關“內亞視角”“新清史”的爭論,筆者認為:無論研究主體、研究視野、研究史料如何變換,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歷史上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體系,中華文化主導東亞文明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學者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可以從多個視角切入進行歷史闡釋,但如果連既存的事實也否認,用“本部/藩部”等這樣一些本來互為一體的概念來切割“歷史中國”的整體性,其結論也只不過是“盲人摸象”罷了。

“苗疆”作為一個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具有特定內涵的地域概念,雖已離我們遠去,但其意義并非僅存于故紙堆中。今天的“苗疆”仍被視為中國大地上的一塊神奇之地,經由諸多文學藝術作品的描述,散發著異樣的芬芳,悄然撥動著我們的心弦。重返“苗疆走廊”,對我們深入理解西南地區各民族“一體多元”共生格局形成的過程,推動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教授,貴州省人類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西南民族史、近代族群理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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