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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地區媒體對“擬態邊疆”的建構
發布日期:2017-09-26    作者:廖云路    來源:西藏日報

全球化與信息化推動邊疆突破了以地緣為界的有形邊疆而形成觀念上的無形邊疆。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基于中國民族地區與邊疆地區在地緣上的高度重合性,由民族地區媒體及其他媒體建構的“擬態邊疆”具有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安全的雙重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邊疆問題上多次指出,“守好家門”“守好祖國邊疆”“絕不允許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無論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理論高度,還是近期發生的中印邊境洞朗對峙事件現實需要,民族地區媒體均需要從傳播層面上樹立“擬態邊疆”觀念,通過主體、渠道、內容、客體等手段拓寬民眾的邊疆認同,建構起“擬態邊疆”的安全屏障。

一、邊疆概念與“擬態邊疆”的建構

邊疆是一個歷史性概念,它逐漸形成并固定于政治權力的確立與發展。傳統邊疆多以地緣為基礎,包含地理、政治、軍事等多個領域。在地理上,邊疆主要指在各民族的長期活動中形成的一個相對穩定的邊界。例如,中國邊疆自古以來經歷了不斷演化,包括從《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到中華民國時期的“秋海棠葉”,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雄雞”階段。在政治上,邊疆意味著不同利益集團在一定時期里的勢力影響范圍,并隨著政權的更替而或分或合,或兼并或易主。在軍事上,邊疆又是政權的邊防地區,是面臨外部軍事威脅或武裝侵略時的邊界,具有重要的戰略和主權象征地位,邊界的變動也往往伴隨著戰爭。

自二十世紀以來,全球化與信息化打破了傳統邊疆概念中地緣邊界、政治版圖的固有框架,信息的擁有量、控制與使用能力日益成為各國維護主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美國邊疆學者弗里德里克·特納較早論述了“邊疆資源”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以馬大正為代表的中國學者認為,邊疆的建設既包括物質改造,又包括符號建構。在這個意義上,邊疆概念可以定義為:“一種影響當代世界生產力、生產關系發展的動力所能輻射到的領域以外及與之相對(或獨立)的其他領域。”除了以地緣為基礎的含義,邊疆還被賦予了歷史、文化、社會等意義。

傳播學認為,媒體既能反映社會的現實,但也能提供片面的 、不真實的甚至是虛幻的反映,受人們認知能力、媒體介質屬性、傳播需要的制約,也會營造“擬態環境”。因此,媒體對于邊疆的建構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觀念的“擬態邊疆”建構。這種“擬態邊疆”一方面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由于邊疆是歷史性概念,人們對“擬態邊疆”觀念一旦形成后,就不易改變;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與宏觀社會環境緊密聯系,“擬態邊疆”是從內核到外層的動態存在,在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因素沖擊下,面臨由外至內逐漸剝離、侵蝕的危險。

中國地緣邊疆范圍遼闊。基于民族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軌跡,西藏的中印邊境爭端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勢必會對中國的“擬態邊疆”造成沖擊。同時,“一帶一路”的順利實施,也需要加強內陸邊疆的傳播重心以及提升周邊受眾的邊疆意識。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信息流動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民族地區媒體的報道能輕易突破傳統邊疆界限,并在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下建構邊疆觀念,這既是現實維護國家邊疆安全的需要,又是建構“民族——國家”認同體系的需要。

二、“擬態邊疆”面臨的危機與影響

邊疆安全是與國家興起俱來的問題,是我國持續推進國家安全、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文化繁榮、生態文明各項事業進程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在信息社會中,“擬態邊疆”無疑深深影響了人們對邊疆的認知、決策和行動。當今世界傳播格局總體呈現“西強東弱”的局勢,而中國媒體發展又呈現“東強西弱”的態勢。在兩種傳播格局下,民族地區的“擬態邊疆”面臨著境外分裂勢力、宗教極端主義、區域利益糾紛等沖擊。

以近期發生在西藏的中印邊境爭端與其他民族地區的跨境民族、宗教極端主義事件為例。前者因為有印度接納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分裂集團和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歷史背景,在西方反華勢力和部分媒體的渲染之下,很容易勾起兩國之間的歷史積怨,為蠶食“擬態邊疆”甚至以地緣為界的有形邊疆制造輿論;后者則可能把現代化轉型中地區發展不平衡、個體的民事糾紛、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相對不足等問題,轉化為整個民族、宗教群體的“人權”和“民族自決”問題,制造民族和區域分裂事端的輿論“合法性”。這些因素的沖擊給當前“擬態邊疆”的安全造成了負面影響。

(一)削弱邊疆主權的合法性

對一個國家的民眾而言,除了自己身處的地理范圍外,大部分都難以親身感受到有形邊疆的存在,國家邊疆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符號化的象征意義。正如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關于“人們主要通過印刷媒體來實現對國家的想象”論述,媒體建構的“擬態邊疆”直接關系到邊疆在意識形態上的完整性,以及民眾對邊疆的合法性認知。

長期以來,以十四世達賴為代表的分裂勢力難以實現地緣邊疆的分裂,轉而對“擬態邊疆”進行“入侵”。例如,在“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觀點上曖昧不清、把西藏和平解放描述為“中國軍隊對西藏的入侵”等。試圖利用媒體具有涵化的功能,制造在“擬態邊疆”上的長期“爭端”,給國內外受眾造成邊疆觀念上的認知模糊,從而為從地緣上的分裂行動創造條件。

(二)制造對國家認同的離心力

費孝通先生將中華民族界定為“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并強調民族形成歷程中的多樣性與混雜性相統一。這里的“多元一體”既是各少數民族基于文化趨同的“一體”認同,又是對各民族構成的國家中“多元”的認同。統一多民族國家邊疆的安全與穩定是全體中華民族共同努力的結果,成為維系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的重要保障,而“擬態邊疆”的負面輿論會制造“民族——國家”體系內部的離心力。

近年來,境外分裂勢力以“宗教自由”“民族發展”“人權”為手段進行的民族分裂、宗教極端主義宣傳,不僅否認各民族發展歷史、民族間交往和近代以來反殖民主義戰爭等“多元一體”的形成基礎,還利用少部分人制造的事端,妄圖挑起統一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對立情緒。這既削弱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從民族認同上升為國家認同間的關系,又為西方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并進一步拉大國家認同的離心力提供方便。

(三)降低媒體的社會整合能力

媒體被視為社會的粘合劑。雖然媒體不能決定受眾“怎么想”,但能讓受眾“想什么”。在媒介化社會時代,媒體減少了受眾直接接觸現實社會的途徑,受眾的思想和行動更加依賴于媒體塑造的“擬態環境”。“擬態邊疆”的失真會使人們對現實環境產生錯誤判斷,從而降低原有傳播系統的社會整合功能。

中國民族地區正處于高速現代化轉型中,原有的社會關系、認同體系面臨著新環境下的重建,而地區間發展的相對不平衡現象也的確存在。“藏獨”等分裂勢力利用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從如何解決矛盾、推動社會如何良性發展的角度出發,而是蓄意制造分裂輿論,引誘部分群眾接受反動宣傳。這些輿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屏蔽了中國主流媒體的宣傳和導向,再加上民族地區媒體的傳播能力、傳播效果相對不足,使得媒體的社會矛盾調解能力極為受限。

三、“擬態邊疆”視野下的民族地區媒體對策

傳統意義上的邊疆多落腳在政治、外交、經貿、軍事等領域,現代邊疆從實體的物理空間擴展到一種包含社會關系、意識形態的組織方式,“擬態邊疆”是人們獲得邊疆認知并形成認同的重要途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勢必與周邊國家在邊疆問題上產生更為頻繁、復雜的互動。作為國家整體系統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媒體對“擬態邊疆”的建構是其重要責任與應有之義,甚至要比其他領域的邊疆建設“先行一步”。民族地區媒體位于“擬態邊疆”建構的前沿,必須以尊重傳播規律為基礎,從主體、渠道、內容、客體等方面加強頂層設計。

(一)樹立“擬態邊疆”的傳播主體觀念

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雙重變奏下,媒體可以“敲開”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大門”,中國的邊疆也無一例外地被卷入國際傳播格局中。“擬態邊疆”是除軍事力量以外的對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在維護邊疆地區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民族地區媒體應突破以地緣為邊界的邊疆觀,樹立適應時代變化和中國崛起需要的“擬態邊疆”傳播主體觀念。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與“一帶一路”的推進,“擬態邊疆”的重要性已經在中國軟實力中日益突出。但由于歷史傳統和長期以來的政策導向,民族地區媒體對“擬態邊疆”的認識尚缺乏系統性,體現為習慣性把傳播主體在地域上認定為中央,在職能分工上認定為外交、軍事、文化等部門,缺少把新聞傳播納入國家邊疆戰略體系的主體意識。

“擬態邊疆”傳播與各種思潮、信仰、民族等問題交織在一起,民族地區媒體需要站在多元、復雜的文化和國內外局勢中加以考慮問題,密切配合現代社會“擬態邊疆”趨勢與國家治邊政策,把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歷史與現狀、民族的“一體”特征與國家的“多元”認同,以及國內傳播與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傳播等因素相結合,發揮“擬態邊疆”在“民族——國家”認同建構中的作用。

(二)開展多層次、多渠道的邊疆傳播

媒介化社會豐富了邊疆傳播的渠道和載體。隨著近年來邊疆地區經濟水平、民眾素質的不斷提高,邊疆傳播不再僅僅依靠政府的官方渠道,網絡、自媒體、融合媒體、行業媒體等都能成為塑造“擬態邊疆”的重要載體。

首先,“擬態邊疆”的建構離不開國家層面的宏觀布局,民族地區媒體要密切關注國家關于民族和邊疆地區的政策,及時轉載、轉播中央媒體的報道,利用國家層面上的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占領“擬態邊疆”建構的制高點。其次,民族地區媒體具有深入民族、邊疆地區的貼近性優勢,基層媒體在傳播渠道與傳播受眾上能實現更為精確的“落地”,是最適合承擔這些地區社會“瞭望者”角色的媒體。再次,在“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由互聯網終端所建構的媒介環境影響著受眾的文化感知。手機、網絡、戶外大屏幕等都是傳播載體,“擬態邊疆”傳播要以融合媒體為依托,不斷豐富和擴展傳播的層次和渠道。

多層次、多渠道的“擬態邊疆”傳播不應忽略傳播渠道的法治化建設。針對顛覆國家政權、煽動分裂和民族歧視的輿論,相關部門要在技術上予以監管,依法對犯罪行為進行調查、取證和查處,并在當前國家安全法、信息傳播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邊疆輿論監督管理機制。

(三)加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報道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認同關系到邊疆地區的發展與穩定。從“邊緣——中心”的關系上看,中國邊疆地區受眾長期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區域,社會交往的廣度與深度不及中心地區,本民族的自我認同意識較強,當遇到打著“民族”“宗教”為幌子的分裂輿論時,容易產生離心力。無論是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轉型問題,還是防止境外勢力對中國邊疆的意識形態侵蝕,都需要加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的培育。

民族地區媒體在輿論導向上應有的放矢:從歷史維度厘清邊疆民族問題中各種紛雜關系的基本原則,讓受眾認識到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發展脈絡和規律;深度剖析所謂“民族自覺”“中間路線”等言論背后操縱者的動機與目的,澄清邊疆經濟發展會導致本民族文化消亡的誤解;營造中華民族在交往融合、相互依存中,已形成了一個現代意義民族實體政治認同的輿論氛圍。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的形成不僅要加強民族“特殊意義”的報道,還要加強“一般意義”的報道,即除“中央對地方的經濟投入,地方對中央的政治擁護”報道框架外,應關注人們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例如,開展對邊疆文化、邊疆旅游、邊疆科技、邊疆體育等方面的報道,激發社會文化活力,引導與現代社會相匹配的、良性的民族歸屬意識、平等意識、發展意識的形成。

(四)提升民族地區受眾媒介素養

媒介化社會下的“擬態邊疆”觀念最終落腳于受眾。由于邊疆問題與國際關系密切相關,媒體著重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實際上國內受眾對邊疆的認知與認同同樣重要。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涉藏問題存在有意或無意的曲解,包括民族地區受眾在內的國內社會對邊疆的認識也長期停留于想象中。“擬態邊疆”的建構除了針對國外受眾,還需面向國內受眾,尤其是要提升民族地區受眾的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不僅是掌握使用媒體的技巧,還包括通過媒體實現對外部環境的理解。民族地區受眾的媒介素養深受傳統文化、媒介環境影響。一方面,本地區、本民族的“能人”常常扮演著輿論領袖的角色,應借助輿論領袖的力量做好媒體內容接觸、解讀、反饋等工作,注重“二級傳播”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介素養的培養需要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家庭和媒體間的緊密配合,重點引導青少年“擬態邊疆”觀念的形成,推動民族地區受眾樹立正確的邊疆、宗教、民族意識。

(作者為西藏日報社主任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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