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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思考
發布日期:2017-09-26    作者:李國強    來源:《思想戰線》2016年第6期

摘要:中國海洋文化從性質上看,既是歷史現象,也是社會現象。中國海洋文化是中國人民基于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創造出的文明形態,是基于海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學等等諸多要素歷經傳承的凝練,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論價值在于弘揚中華海洋文明,為推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新時期構建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應該堅持理論創新、機制創新和體系創新,以科學的理論引導,并開創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這是文化功能性的現實體現,也是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

關鍵詞: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功能;

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縣有一次關于早期新石器時代重要的考古發現,這就是“河姆渡遺址”的出土。其中出土的遺物中有5支木槳,經碳14測定,距今年代為7 000年左右。這一重大考古發現表明,中國海洋文化的歷史在7 000年前即已開始書寫,中國的歷史發展因此便與海洋有了密不可分的人文聯系。

一、關于中國海洋文化的認識

什么是中國海洋文化?從性質上而言,中國海洋文化既是歷史現象,也是社會現象。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海洋文化是中國人民在海洋長期生活生產、開發經營的產物,是海洋社會歷史發展的積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海洋文化是中國人民基于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創造出的文明形態,是基于海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學等等諸多要素歷經傳承的凝練。我們之所以說中國在黃海、東海、南海擁有主權、管轄權和海洋權益,正是與中國人民歷經數千年文明史的發展而塑造出獨一無二、內涵豐富的海洋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一)中國海域是造就中國海洋文化的基礎

中國海洋文化可謂包羅萬象、多彩多姿。中國海洋文化發端于中國海域,所以因由中國海洋這一特殊地理區位而塑造的文化,都屬于中國海洋文化的范疇。中國海域的地緣條件,為形成具有特質的海洋文化提供了沃土,造就了其積淀深厚、表象精彩、內涵多樣的海洋文化。

中國海域的遼闊和浩瀚,為中國人民開辟航道,大范圍開展海洋漁業生產提供了基本條件;中國海域的自然稟賦多樣,為中國人民運用多種技術工具和捕撈手段,并固定漁場和漁區,開展持續性的漁業產生活動提供了基本前提。對海洋自然狀況、海底地理的認知,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中國人民從秦漢時期就拉開了探求海洋潮汐、季風、海流等多種海洋要素奧秘的大幕。

季風可以說是古代時期唯一可以憑借的動力,而中國漁民很早就對海洋定期轉向的季風有了掌握。據《萍洲可談》記載:“船舶去以十一、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

島礁對于早期海上活動來說是最大的危險之一,所以我國人民對海洋島礁給予了很多關注。以南海為例,東漢楊孚《異物志》記載:“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繳外大舟,錮以鐵葉,值之多撥”。三國萬震《南州異物志》曰:“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從楊孚和萬震的記載可知,至少在東漢,我國人民已經初步了解到南海的一些基本特點,即“漲海”中的磁石會吸住船上的鐵釘。當然,受當時各種條件的局限,這種認識很難說是科學的。因為“漲海”中的所謂磁石,是因為南海海底的地質構造太過復雜,在此航行的船只一旦觸礁、擱淺,便如同被磁石吸住,而無法脫身。

對航線的記載,在我國史籍中屢見不鮮。仍然以南海為例,如唐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記載: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南宋吳自牧《夢粱錄》的記載更加詳實:

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余丈……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侖’,亦深五十余丈……若商賈止到臺、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昆侖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

元代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記述了三條航道:

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亙海中。越海諸國俗云萬里石塘。以余推之,豈止萬里而已哉?舶由玳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里計之,萬里曾不足。故原其地脈,歷歷可考。一脈至爪哇,一脈至渤泥及古里地悶,一脈至西洋遐昆侖之地。蓋紫陽朱子謂海外之地,與中原地脈相連者,其以是歟。

成書約當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針經》(乙)《指南正法》以及高雷廉總兵官陳倫炯撰著的《海國聞見錄》,對航線、航程、地理地勢、群島地名等多方面的記載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其詳細和完備程度超過了歷代的記錄。

歷史上遍布于中國海域的航道,集納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多種元素,是中國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海洋航道的開辟,不僅是歷史上中國人民經營、開發海洋的真實寫照,同時成為早期歷史中中外交流的重要途徑。

對海洋特征多方面的史料記錄,無一不是建立在中國人民的海上航行、漁業生產之上。不斷持續的海上實踐活動,不僅使中國人民與海洋的聯系日益密不可分,而且使中國人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洋的敬畏、對海洋的精神寄托得以凝練和升華。這些海上實踐活動本身就是海洋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為造就中國海洋文化累積了物質基礎。

(二)人的活動是中國海洋文化形成、發展、沿承和弘揚的根基

如果說中國海洋的自然條件和地理構成,是成就中國海洋文化的天然基礎的話,人文因素則是造就中國海洋文化核心價值的重要前提。可以說,人的活動是海洋文化得以形成、發展、沿承和弘揚的根基所在。無論是歷史現象,還是社會現象,海洋文化都與人的行為緊密相關。如果割裂了人與海洋的聯系,海洋文化便蕩然無存了。

數千年以來,中國海域一直就是我國各地沿海漁民賴以生存的家園。無論是物質生產活動,還是精神文化活動,沿海居民的行為、活動和思想認知都與海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人民在開發利用海洋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類型繁多的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從認識、觀念、思想、意識、心態和價值觀,到經濟結構、法規制度、衣食住行習俗和語言文學藝術,因海洋而成型、因海洋而變化、因海洋而發展。正是因為中國人民世代相傳的海洋開發與經營、生存與繁衍,才得以創造出燦爛的海洋文化。因此,中國人民是中國海洋文化的締造者,探討中國海洋文化,從本質上而言也是還原中國人民與海洋源遠流長的歷史關系。

古老的中國以其領先于世界的高度文明,率先打開了通過太平洋、印度洋與世界相連通的“海上絲綢之路”。以我國東南沿海各地如揚州、寧波、廣州、泉州、徐聞、合浦等為始發地,經東海、南海海域,取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并到達波斯灣和紅海等地。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東海、南海成為中外文化碰撞和交匯的海域,在多元文化相互浸染下,中國海洋文化“海納百川”,凝聚了世界多個優秀海洋文化元素。因此,中國海洋文化是世界優秀海洋文化的結晶,探討中國海洋文化,從一定意義上而言也是在挖掘和弘揚世界優秀海洋文化遺產。

(三)中國海洋文化與中國陸地文化相輔相成

中國海洋文化與中國陸地文化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互寓其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已領先于世界,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漢代以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不僅推進了我國歷史發展,而且對世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時期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獲得前所未有的提高,與之相應的是我國的造船業有了更大發展,以高超技術建造的木帆船,成為這個時代造船技術最突出的代表,我國的造船業達到了第一個高峰。較為先進的“觀星定向”方法,被普遍運用在航行上。航海技術的提升,為開展海洋生產、開拓海上貿易線奠定了基礎。由此可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發明與創造,是中國陸地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不僅體現了不同時代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以及整個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而且成就了海上活動的持續發展;而隨著航道開辟、漁業生產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持續拓展,不僅催生了海洋文化,而且使海洋文化在形成中,具有與陸地文化相融相合、相互影響的屬性。

中國海洋文化是中國陸地文化的發展和延伸。正因為受到陸地文化的浸染,使中國海洋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打上了深深的中國烙印,中國海洋文化中蘊含了陸地文化的諸多特征和表象。因此,中國海洋文化具有與中國陸地文化同源同根、代代相傳的顯著特征。由此而言,中國海洋文化濃縮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以南海海洋信仰為例加以考察,不難看出海洋文化與陸地文化之間的關系。早期南海漁民普遍祭拜的有“海龍王”“觀音”“媽祖”“孫仙姑”等等,從祭拜對象到祭拜形式都與陸地文化一脈相承,但與陸地文化也有所不同。一是南海漁民將上述祭拜對象視為“海神”,祭拜的主要目的是保佑漁民出海平安。二是祭拜對象以“女神”為主,反映出我國傳統文化“五行”學說中“男屬陽、女屬陰”的觀念;同時,暗含以女性端莊、溫柔的特性祈福帶來平安和庇護。

在南海漁民中,以海南漁民為主有一種獨特的祭拜,即“兄弟公”。在瓊海博鰲“盂蘭廟”有“海洋結義一百零八兄弟神位”。在西沙群島北島上有一座小型的“兄弟公廟”,廟里的神主牌位上寫著“明英烈一零八兄弟忠魂神位”。關于108兄弟結義以及他們遇難之事,在民間有多個傳說,現在對其版本做出準確考證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它反映出海南先民在歷史上為開發西沙、南沙群島,為抗擊海盜和外敵付出了犧牲,卻是不爭的事實。南海漁民把勞作豐收和家園平安寄托于108兄弟,體現出樸素的信仰觀念。顯然,這一崇拜是南海漁民獨有的,具有南海區域性海洋文化的突出特征。

當然,中國海洋文化與中國陸地文化的相互融合遠不止在民間崇拜方面。我們再以歷代南海行政管轄的設置為例加以考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把全國分為42郡,其中在嶺南地區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粵之后設立了9郡。其中,儋耳、朱崖兩郡在今海南省,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北部,其他4郡都在今兩廣。盡管這些行政建制無限接近南海,但尚未納入管理體系中。《全宋文》記載:大約在410和411年,后來稱帝的宋武帝劉裕“虎騎騖隰,舟師漲海”,與盧循發生一場戰斗。可見即使早期的歷代政府已知曉“漲海”,但尚未納入行政管理視野中。而這一狀況與當時人們對南海認知程度低下、在南海開發能力不高都有直接關系。

至唐代,我國人民對南海諸島的認識有所深入,尤其是南海成為中國和南洋海上交通的必經航道,其重要性凸顯出來。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振州(今海南省三亞市)的疆域“西南至大海三千里”,顯然,已經包括了南海。《韓昌黎集》卷21記載了唐穆宗時嶺南節度使所管轄的四至范圍,其曰:“隸府之州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多洲島。”并指出:“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這些記載表明,在唐代南海海域有了行政歸屬的雛形,被視為“振州”行政管轄的一部分。

至宋元明清四代,由于造船技術、航海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我國人民在南海的活動范圍大大擴展,對南海的認識水平大大提高。自宋代之后,始終將南海置于瓊州府轄治范圍,并建立了水師,對南海實施巡視。

從上述可見,唐宋以來南海在行政上隸屬于地方政府,其管理依附于地方政府,因此在行政區劃上與我國陸地行政轄治一脈相承。當然,由于南海自身的海洋特征,以及不同歷史時期利用和開發南海的水平不同,對南海的認識和重視程度自然有所差異,所以管理方式上有別于陸地,即“行政屬地相對明確,水師巡視相對突出”。

透過歷代南海行政管轄歷史的個案觀察,可以看出,海洋區域行政屬地管理上的形成和變化,是隨著中國人民在海洋的實踐日益加深,在對海域的認識以及觀念逐步深刻的基礎上而日臻完善的。同時在制度銜接上,呈現出海洋與陸地既有銜接又有區別的特點。這一制度上的演變,反映出海洋文化與陸地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樣是中國海洋文化中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關于中國海洋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都有諸多需要展開理論思考的內容。比如中國海洋文化的自閉性與開放性問題、地域性與多樣性問題、民族性與時代性問題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討。

二、關于開展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理論價值的思考

在新的時期,不斷深化中國海洋文化理論研究,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海洋文化之于弘揚中華文明、之于推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之于維護國家海洋權益,都有著突出價值。如果說中華文明是奠基社會核心價值理念的重要基礎的話,海洋文化則是夯實這一基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之一;如果說海洋經濟決定國家經濟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話,海洋文化則是保障這一發展的理論支點之一;如果說維護海洋權益事關國家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的話,海洋文化則是顯現海洋核心利益的重要載體之一。因此,我們無論如何評價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價值都不為過。開展中國海洋文化研究,有三個關注點:

(一)關注于文化軟實力的競爭

“軟實力”一詞屬舶來品,泛指非物質要素外化而產生的在一段時間內可見的影響力。國民生產總值、軍備實力、外匯儲備總量、國土面積、自然資源總量、尖端科技水平等是一個國家的硬實力的體現。而與之相對應的制度、文化、思想、觀念等所產生的影響力則被稱之為“軟實力”。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臨,以硬實力角逐為核心的世界競爭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軟實力的影響在國際舞臺已經嶄露頭角并有不斷擴大之勢。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軟實力將成為多個領域競爭的核心要素,同時也將成為國家和地區間競爭背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當今世界各國對于海洋的重視、對于海洋的利用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各海洋國家之間圍繞海洋經濟、科技、資源、海權等諸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在這些激烈競爭的背后,實質上是軟實力的競爭,這個軟實力的核心可以說就是海洋文化。海洋意識、海洋觀念、海洋制度、海洋法律等文化因素,表面上看與國際海洋競爭并沒有明顯的聯系,而實質上這些因素恰恰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競爭中最持久和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關鍵所在。尋繹當今世界海洋強國的發展道路,我們不難發現,軍事實力、航海技術、海洋科技等,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海洋競爭能力,而在其背后所支撐的則是整體國民對海洋的認知水平、海洋文化的發展狀況、海洋相關制度的完善與否等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泛稱之為海洋文化軟實力。從長久來看,海洋文化軟實力不僅決定著世界海洋競爭格局和競爭態勢,而且決定著競爭的成敗。這一現實給海洋文化的理論探索既提供了寬廣的平臺,也賦予了重要使命。

海洋文化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在于尋求海洋文化的內在規律,也不止于構建海洋文化理論的學說與體系,而且在于通過軟實力的提升,為國家海洋戰略利益和發展利益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持,從而在激烈的海洋競爭中彰顯中國海洋文化的獨特性、感召力和影響力。

沒有海洋就沒有海洋文化;沒有海洋文化,中國文化將是不完整的。透過海洋文化,追溯中國海洋歷史的本源;透過海洋文化,揭示中國海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本質屬性;透過海洋文化,探尋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規律,夯實中華民族走向海洋、開發海洋、建設海洋、管理海洋、管控海洋的文化基石。正因為如此,我們說,中國海洋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

(二)關注于社會發展的實用性需求

任何研究都有其獨有的社會實用性需求,沒有社會意義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是由學術研究的內在規律和其本身的科學屬性所決定的。對于文化的研究更是如此,文化自出現以來便呈現出無所不在的社會功能性,它的存在和發展動力正是來源于持續不竭的實用性需要。社會發展的實用性需求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同樣,文化的實用性功能也必然在時代的前進中發生著變化。因此,研究中國海洋文化,不能僅僅停留在過去,而應該面向未來。著名文化學家羅邁德·威廉姆斯說過:“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將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來選擇的光柱。”這個判斷可謂一言中的。

從現實意義來看,海洋文化對于推進海洋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積極作用。深入挖掘中國海洋文化遺產,注重發揮海洋文化及其產業在海洋經濟、海洋科技以及海洋生態保護中的帶動和引領作用,是發展海洋、建設海洋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基于此,通過整合科研機構、文化產業及政府部門等多方面力量,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文化體系對于中國海洋發展戰略的實現意義不可低估。滿足社會發展實用性功能需求,海洋文化的研究應該立足于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實際,面向未來,緊扣時代發展的主題,走海洋文化研究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一是把海洋文化的社會功能和經濟效益激發出來,在促進人海合一、和諧發展的前提下,向社會供給更多的海洋文化公共產品,通過海洋文化產品的社會功能提高公眾的海洋人文素養、培育新型的海洋文化觀和海洋戰略意識。同時,大力提高海洋文化產業的外向度和文化產品輸出能力,打破小眾化的海洋文化產業格局和傳播局限,開展多元化、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海洋文化推介路徑,致力于打造海洋文化產業新形態。二是把海洋文化中所蘊含的親、誠、惠、容的核心理念,以及海洋文化中所凝聚的中華民族睦鄰友好、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轉化為發展海洋事業,帶動海洋經濟發展,深化海洋國際合作的實踐,不斷擴大中國海洋文化傳播渠道和傳播范圍,致力于打造中國海洋文化圈,從而為把中國海域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諧之海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強大的思想動力。

(三)關注于海洋維權的功能性要求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海洋形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以海洋為媒介的國際性競爭正在改變著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傳統格局。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因海洋競爭而出現的國家、地區、民族甚至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爭端層出不窮。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豐富的海底資源和太平洋西岸交通要沖的地位,無疑更使這一海域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當前,中國海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它表明海洋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持續增強。中國海洋的穩定和安全既面臨良好機遇,也面臨嚴峻挑戰,這一現實給學術界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研究既要尊重學術規律、遵循學術規范;同時,也要關注現實挑戰、關注海洋維權。海洋文化決定了國民以什么樣的觀念維護國家海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決定了國家以什么樣的理念和戰略維護海洋權益。因此,要發揮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學術功能,關注海洋維權的功能性需要,我們有必要明確以下幾點認識:一是開展研究要瞄準海洋文化功能的主旨,要以提高全民海洋意識、樹立全民正確海洋觀為目標,客觀解讀中國海洋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內在本質。二是要以構建中國海洋文化話語體系為目標,科學詮釋中國海洋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精神實質。沒有科學的話語體系,就不會形成科學的、具有指導本領域研究的理論。中國海洋文化既有悠久輝煌的歷史積淀,也有充滿現實活力的未來。因此,中國海洋文化應在關注海洋權益這一客觀現實的基礎上,筑造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為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而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三是要從思想、制度、政策、手段和方式等多個維度擴大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范疇,為海洋維權提供理論基礎。文化是多元的,而文化研究無論從研究方法抑或是內容上看都不可能是單一性的。中國海洋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既有歷史與現實的交融,也有現實與未來的碰撞,它所承載的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走向海洋之路的智慧的結晶。這就決定了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必然是多向化和多維度的。以維護海洋權益為研究主旨是海洋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論命題,這是學術研究功能性的充分體現,更是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

三、關于構筑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的思考

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是立足于中國實際而構建起來的對海洋文化發展規律的科學性認識。所謂中國實際,其內涵既包括千百年來胼手胝足的沿海先民在以海洋為生產和生活舞臺而凝結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也包孕著人們在與海洋長期的持久互動中而產生的觀念、思想、認識等精神活動的升華。因此,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構建的目標,即在于必須以此為基礎,通過系統而深入地研究工作來發掘中國海洋文化內在的規律性。這是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構建的前提條件,也是新時期中國海洋事業發展的要求和根本需要。

(一)當前學術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中國學術界在海洋文化學術領域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績,為新時期的學術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礎。但毋庸諱言的是,圍繞中國海洋文化所展開的多角度、多層面、多領域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從一定意義上而言,有關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處于相對滯后的情形。

一是研究基礎薄弱,重視程度不夠。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需要積淀豐厚的學術研究基礎作為支撐,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即使有通過探索能夠取得若干領域的研究成果,但最終也會陷入后勁乏力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境。因此,任何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都需要進行長時間大量的基礎性研究,真正厘清該理論的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方法以及各分支體系的內在關系等,并在此基礎上對研究成果進行提煉和升華,最終形成指導該領域研究不可或缺的指南和理論指引。從研究起點上來看,中國海洋文化的專業研究起步較晚。長期以來,中國被認為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陸上大國,加之根深蒂固的重陸輕海觀念的影響,公眾對海洋的認知水平與世界海上強國相比較仍然有較大的差距。在整個中國文化體系中,強勢的陸地文化始終有著難以撼動的主導地位,海洋文化則成為中國文化的點綴和補充。與此相應,反映在學術研究層面,對于海洋文化的探索被邊緣化的趨勢依然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在這一領域內開展基礎性研究的主動性。正因為如此,與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相比,對于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無論是成果數量的積累,還是質量的根本性突破均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二是尚未形成學術體系。學術研究自有其內在的傳承性和發展規律,而學術體系則是在對研究對象進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具有內在邏輯和科學規范的理論整體。一般而言,某一領域學術體系的形成需要有長期的理論準備和必要的學術基礎來共同支撐,二者缺一不可。沒有理論準備的學術體系注定是零散、無緒和盲目的。而沒有必要的學術基礎的話,學術體系的構建也必然是空中樓閣、缺乏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中國海洋文化研究領域當前尚缺乏學科建設的理論進行指引,多專注于具體領域的研究與探索,理論創新推進較為遲緩,既有的理論不能適應研究形勢的新發展;在基礎研究方面,整體規劃的科學性不夠,研究出現碎片化、單一化和重復化,而且各相關領域和專題研究之間相互脫節,沒有形成相互促進、有機聯系的完整體系;中國海洋文化學術體系的內涵和外延不明確,學術界線尚不清晰。學術研究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較大,失去了中國實際這個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根基,導致了中國海洋文化研究基礎的相對薄弱。

三是研究力量分散,沒有形成集團優勢。學術研究實踐證明,合理高效的學術團隊是保障研究不斷向前推進的關鍵性因素。單兵作戰式的研究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變化和研究自身發展的需要,象牙塔式的研究最終會使研究失去學術應有的生命力,從而走向故步自封的境地。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深入,政治、經濟、文化和制度等諸多方面的融合,已經超越了國界和地理上的限隔,昔日相互隔離的世界,已經越來越凝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時代的變革同樣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新舞臺,當然也面臨著難以預見的若干挑戰。因此,學術研究的整合和優化已是勢在必行。目前中國大陸專門從事海洋文化研究的科研機構數量不多,多分布在沿海地區的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而且在這些數量頗少的學術研究機構中,專門從事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人員則更是屈指可數。所以,中國海洋文化研究學術研究團隊的形成仍然有非常漫長的道路要走。同時,由于研究力量的分散性和缺少更高層次的主導機構,導致了學術交流和溝通的渠道還存在相當大的障礙,這些問題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學術研究的發展。

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國人民以非凡的創造力締造了燦爛的海洋文化,給后人留下了無數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但我們的認知遠遠不夠、研究遠遠不夠。這一現狀與中國海洋大國的地位不相稱、與國家海洋發展的現實需求不相稱。因此,中國海洋文化的學術研究亟待加強。

(二)構建科學與規范的理論體系的建議

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構建科學、規范的理論體系,對于深化中國海洋文化理論研究、保障海洋文化理論研究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基于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堅持理論創新,推進中國海洋文化研究。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不竭源泉,一個民族要想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始終立于世界之林,那么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停止理論創新。創新是一切科學研究活動的生命,沒有創新,理論研究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理論創新的基點在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發展變化規律達到新的認知水平,這種創新是對過去理論的總結、完善和升華。隨著人們認識事物能力和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理論也必然要得到不斷的修正和突破。如果沒有理論的不斷創新,研究活動將會失去科學的引領而陷入斑駁、無緒的亂象中。因此,在中國海洋文化研究中,不但要充分吸收國內外已有的理論研究成果,而且還要在此基礎上進行規律性的總結和深化,創建立足于中國海洋文化實際的科學理論。這樣的理論創新將有力地將研究活動向更加廣泛的領域和更深入的層面推進。

第二,堅持體系創新,努力打造中國海洋文化理論體系。當前,西方話語體系在中國學術研究領域仍有一定的市場,部分研究逐漸偏離了中國優秀學術傳統的軌道,而成為西方某些理論的傳播者。這種現象的出現對于目前國家致力于打造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是不利的。就中國海洋文化理論而言,由于研究的起步較晚,研究對象的內涵以及學術規范等問題還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在當今世界諸多海洋文化話語體系正在重新生成的關鍵時期,我們理所應當地構建適應我國海洋事業發展的理論話語體系,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海洋文化的“故事”。因此,我們應該在立足于中國海洋發展實際的基礎上,遵循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廓清海洋文化的內涵、探索海洋文化研究的結構框架、鍛造海洋文化研究的學術范式,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論體系。

第三,堅持多學科應用原則,豐富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內涵。海洋文化研究是一個綜合性研究領域,涉及海洋學、地理學、歷史學、民族學、邊疆學、生物學、文化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學科門類。每一個學科門類各有其側重點、各有其研究專長、各有其研究的學科旨向,但毋庸諱言的是,任何一個專門學科的研究,都無法完全涵蓋海洋文化這一包羅萬象的研究對象。因此,注重由單一學科向多學科研究的全面推進,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組合運用,必然會豐富海洋文化的研究內容并開闊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從而避免研究中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現象。

第四,堅持機制創新,開創海洋文化研究新局面。長期以來,學術力量孤立分散化的局面嚴重制約了海洋文化研究的繁榮發展。因此,組建更多的專業學術機構、組建更多的專業性學術團隊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多渠道、跨領域、寬層面的力量整合,探索并形成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科學機制,在機制保障下,產出一批高質量理論成果,培養一支高水平科研隊伍,從而打開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國海洋文化的歷史悠遠流長,給我們留下了不可勝數的寶貴遺產,有待我們去發現、去挖掘、去解析、去闡釋、去繼承、去弘揚。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研究潛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學術界同仁共同努力,我們對中國海洋文化的認識必將日臻完善,中國海洋文化的理論大樹必定結出豐碩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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