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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的多重視角看室韋起源問題
發布日期:2017-09-26    作者:范恩實    來源:《黑龍江民族叢刊》2017年第2期

摘要: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朝貢的烏洛侯與北齊武定二年朝貢的室韋是同一部族群體的不同發展階段, 它們也是室韋興起的先聲。《隋書·室韋傳》載有五部室韋, 它們是室韋人的主體。其中南室韋就是北朝時期的烏洛侯—室韋。在上述五部地域范圍內發現的室韋文化, 是呼倫貝爾草原的早期鮮卑文化與外貝加爾東部布爾霍圖伊文化融合發展的產物。文化的共性說明諸部室韋人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種族、文化聯系。參考近代與五部室韋分布范圍相似的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特征, 我們認為室韋人群共有一個“室韋”族稱, 同時各部又各有屬于自己的社會團體名稱。到了唐代, 隨著突厥、回鶻的衰亡, 室韋主體人群向呼倫貝爾草原西部和嫩江下游地區擴散, 從而進入發展的鼎盛期。

關鍵詞:室韋;起源;大興安嶺;呼倫貝爾;

室韋是北朝隋唐時期東北與北部邊疆地區的重要族群, 是蒙古族的前身, 在中國邊疆史、民族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國內學界有關室韋的研究, 在20世紀80、90年代掀起過一個小高潮, 出版了兩本專著, 即《室韋史研究》和《原蒙古人的歷史:室韋———達怛研究》。其中有關室韋起源問題, 一致推定最初進入中原的北朝室韋位于嫩江流域, 族源上則是拓跋鮮卑的同源部落。

現在看來, 上述認識的形成距今已有20年了, 隨著史學研究理論、方法的豐富, 相關結論已有進一步考量斟酌、深化豐富的必要。同時, 近年來, 相關考古發現與研究也不斷增多, 從而也為我們深入認識室韋起源問題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此外, 在室韋人生活的區域, 在工業化文明侵入以前, 自然地理環境、人群生業模式并無大的變化, 因此近代以來形成的、有關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學研究成果, 對于理解室韋人的歷史面貌也有所助益。基于上述, 本文擬從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 (文化人類學) 相結合的角度, 推進對室韋起源問題的認識。

一、見于文獻記載的室韋興起歷程

一般認為, 《魏書·失韋傳》所載“武定二年 (554) 四月, (室韋) 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1]2221, 是室韋進入中原視野的最早記錄。但是筆者認為,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443) 前來朝貢的烏洛侯, 與武定二年朝貢的室韋是同一批人, 因此室韋進入中原視野的年代要早100多年。

首先, 兩者地域相同。有關北朝室韋所在地域, 學界基本根據《魏書·失韋傳》所載室韋至中原之山川道里, 將其推斷在嫩江流域。這便與烏洛侯同在一水。至于二者的相對位置關系, 則有截然相反的不同認識。

一說室韋在烏洛侯之北。孫秀仁、孫進己等先生主此說。其依據主要是史書記載的二者距中原的里程, “據《北史·烏洛侯傳》:‘ (烏洛侯) 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加上代都去洛陽為七百里, 則烏洛侯去洛陽為五千二百里。而據《北史·室韋傳》:‘室韋去洛陽六千里。’則烏洛侯距洛陽比室韋近八百里。”由此孫先生等推定室韋當在烏洛侯北, 并由這種相對位置關系, 推定烏洛侯約在今農乃廟至烏蘭浩特間, 而室韋則在今齊齊哈爾以北[2]17。但是, 這里面存在一個重要的疑問, 即“代都去洛陽為七百里”的說法并不準確。實際上, 從代都 (今山西大同) 到洛陽 (今河南洛陽) 的直線距離按今日里程計算也有1200余里, 漢魏千里, 方今七八百里, 則古代接近1500里。大同與洛陽基本上處在一條南北直線上, 這樣算來, 烏洛侯、室韋距中原的距離實際上是大體一致的, 即均在今齊齊哈爾以北的嫩江中上游地區。

另一說則主張室韋在烏洛侯之南, 張久和先生主此說。其依據則是史書記載的幾組相對位置關系, 特別是烏洛侯與地豆于、地豆于與室韋。“《魏書》卷一百記載了室韋及其鄰族的大致情況, 根據室韋同四鄰部族的地域連接和距離中原地區的里程可以大致確定它的地理方位……地豆于在室韋以西千余里。烏洛侯在地豆于之北, 離代都 (今山西大同市) 4500余里。從室韋與地豆于和烏洛侯與地豆于間的相互位置, 可知烏洛侯應在室韋以北……烏洛侯境內西北有拓跋魏祖先‘石室’, 它應在甘河兩岸, 東傍嫩江上游。那么, 室韋當沿嫩江中下游及以西各支流居住。這一位置與史書記載的室韋四鄰地望相符。”[3]60-61

但是張先生的研究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即不論是草原部族還是森林游獵部族, 都會隨著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這是與農業定居人群完全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或許正因如此, 史書在記述類似部族地理方位時, 常常采取相對位置關系。

這里特別應該注意的是, 作為草原游牧部族的地豆于的頻繁遷徙。關于地豆于方位的記載, 可見兩組相對關系, 即《魏書·烏洛侯傳》所載“烏洛侯國, 在地豆于之北”[1]2224;同書《地豆于傳》載:“地豆于國, 在失韋西千余里。”[1]2222要弄清這兩組位置關系的由來, 有必要簡單梳理一下北魏建國后北方部族陸續前來朝貢的歷史。

北魏建國于內蒙古中南部, 與東北各族群間隔著北燕政權, 因此在其建國初期并無東北部族朝貢的記載。到北魏世祖太延二年 (436) , 北魏攻滅北燕, “及開遼海, 置戍和龍, 諸夷震懼, 各獻方物”[1]2223。太延三年 (437) , “高麗、契丹國并遣使朝獻”[1]87。其后, 東北中南部諸族高句麗、契丹、庫莫奚、地豆于等開始前來北魏朝貢, 也包括世祖太平真君四年 (443) , “烏洛侯國遣使朝貢”[1]95。值得注意的是, 在相當長時間內, 并無室韋前來朝貢。到了東魏“武定二年 (554) 四月, (室韋) 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 迄武定末, 貢使相尋”[1]2221。

由上述各部族先后進入北魏朝廷視野的過程看, 將地豆于與烏洛侯作位置排列的契機是北魏世祖太平真君四年烏洛侯來貢, 而直到武定二年, 室韋之稱才見于中原, 將地豆于的位置與之排列也必在此時, 前后相差100余年。在這100余年中, 由于草原政治形勢的變化, 作為游牧部族的地豆于的位置是有所改變的。

太平真君四年, 烏洛侯來貢之時, 草原上正是柔然汗國的鼎盛時期, 《魏書·蠕蠕傳》載:“其西則焉耆之地, 東則朝鮮之地, 北則渡沙漠, 窮瀚海, 南則臨大磧。”[1]2291一般認為其東界到大興安嶺[4]249。如果不加時間區分, 僅根據“在失韋西千余里”, 將太平真君四年前后的地豆于推定在呼倫貝爾草原西南的哈拉哈河、貝爾湖地區, 不但已在大興安嶺以西, 而且毗鄰傳統上作為蒙古草原游牧部族政治體左地的克魯倫河流域, 則其時地豆于應該早已陷入柔然統治之下, 很難再作為一支獨立力量存在。然而事實上, 這一時期地豆于是在不斷朝貢北魏。再進一步看, 如果把地豆于推定在哈拉哈河、貝爾湖地區, 根據烏洛侯“在地豆于之北”的記載, 那么烏洛侯的地域就應該在呼倫貝爾草原西部, 這又與“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1]2224, 即拓跋鮮卑祖先石室 (今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方向9公里處的嗄仙洞) 相沖突了。

據《魏書·契丹傳》載:“太和三年 (479) , 高句麗竊與蠕蠕謀, 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 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眾萬余口, 驅徙雜畜, 求入內附, 止于白狼水東。”[1]2223這說明直到太和三年, 地豆于尚獨立于柔然與高句麗之間, 并且毗鄰契丹。這一時期的契丹在西拉木倫河下游地區, 因此地豆于很可能是在其北部不遠。這里正是烏洛侯南下的通道, 因此在烏洛侯前來朝貢的時候, 才會留下“烏洛侯國, 在地豆于之北”的記載。

其后, 隨著契丹的南遷, 地豆于亦隨之南下近塞。《魏書·庫莫奚傳》載:“太和四年 (480) , 輒入塞內, 辭以畏地豆于鈔掠, 詔書切責之。”[1]2223庫莫奚原本在契丹以西的西拉木倫河流域, 現在被地豆于壓迫而逃入塞內, 恰恰說明了地豆于的南遷。到太和十四年 (490) , “夏四月, 地豆于頻犯塞”[1]166。

接下來, 《魏書·地豆于傳》載:“ (太和) 十四年頻來犯塞, 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1]2222就在地豆于亡命塞外的時候, 恰逢柔然政權走向衰落, 到523年, 東部柔然基本瓦解[4]251-252。地豆于很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再次向北部遷移, 到達室韋之西的哈拉哈河、貝爾湖地區。這就是《魏書·地豆于傳》“地豆于國, 在失韋西千余里”的由來。

如果考慮上述地豆于地理位置的變化, 那么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根據烏洛侯在地豆于北、地豆于在室韋西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位置關系推斷室韋在烏洛侯南。

總的來說, 根據現有的史料記載, 我們并不能將烏洛侯與室韋區分為地域截然不同的部族。

其次, 北朝時期烏洛侯與室韋一先一后見載于史籍, 時間上沒有交集。從朝貢記錄看, 烏洛侯僅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一次。《北史》載:“其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 歷齊周及隋, 朝貢遂絕, 其事故莫顯云。”[5]3138實際上, 這里所謂“歷齊周及隋, 朝貢遂絕”, 很可能是概而言之, 其中烏洛侯, 并沒有長期朝貢。以往學界大多沒有注意《魏書》在記述各邊疆族群與中原距離時, 有“去代都”和“距洛”的區別, 烏洛侯獨用“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 恰恰說明它是在北魏遷都洛陽以前到北魏朝貢的, 以后再沒有前來朝貢, 因此其里距標準也就停留在代都。同樣, 所謂鮮卑祖先石室, 是烏洛侯朝貢的同年, 北魏派遣李敞前往致祭, 并正式確定的, 而《魏書·禮志一》恰恰記載:“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里。”[1]2739

至于《唐會要·室韋》所載:“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一名烏羅渾。元魏謂之烏落。居磨蓋獨山北啜河之側。此部落自魏大武真君四年。歷北齊周隋及武德已后。朝貢不絕。”[6]1721首先說明到唐代, 中原已經了解到烏羅護 (烏洛侯) 屬室韋一部;其次, 唐代烏羅護部已經南遷到啜河 (霍林河) 畔;再次, “歷北齊周隋及武德已后, 朝貢不絕”一句, 與上引《北史》所載相比較, 文意恐怕有誤, 至少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以后的相關記載中, 沒有見到烏洛侯朝貢的記錄。

第三, 當太平真君四年烏洛侯來朝貢時, 各方面信息均未涉及室韋。不但烏洛侯朝貢使臣不曾留下室韋在其南部的記錄, 其他一些經過嫩江下游地區的行人也不曾留下任何有關室韋的信息。例如, 太平真君四年, 北魏派遣李敞前往大興安嶺祭奠祖先石室, 未曾留下有關室韋的記載。再如, 延興 (471-476) 中, 勿吉朝貢使臣“初發其國, 乘船泝難河西上, 至太河, 沉船于水, 南出陸行”[1]2220, 正是溯今第一松花江西上, 經過嫩江下游到洮兒河轉而南行, 也不曾向北魏報告室韋的存在。現在看來, 勿吉使臣肯定向北魏朝廷匯報了該國周邊以及其南下過程中所經歷過的部族情況, 因此《魏書·勿吉傳》才會記載:“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鐘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爾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 前后各遣使朝獻。”[1]2221其中“大莫盧國”應即“豆莫婁”, 史書未記載豆莫婁到北魏朝貢, 因此北魏對豆莫婁的了解當由勿吉轉述。至于“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等則應與契丹屬部“匹絜部”“黎部”“何大何部”“羽陵部”等有關, 當為勿吉使臣“南出路行”所經歷諸部。而在這么詳細的記錄中, 并無室韋。直到東魏武定二年, 始見室韋來貢。有意思的是, 自此以后, 便一直是室韋前來朝貢, 烏洛侯之名絕不見于朝貢者之列。

第四, 中原史籍中記述的二者文化面貌類同。《魏書·烏洛侯傳》載:“其土下濕, 多霧氣而寒, 民冬則穿地為室, 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 有谷麥。無大君長, 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發, 皮服, 以珠為飾。民尚勇, 不為奸竊, 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 木槽革面而施九弦。”[1]2224《魏書·失韋傳》載:“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 唯食豬魚, 養牛馬, 俗又無羊。夏則城居, 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發。用角弓, 其箭尤長。女婦束發, 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 盜一征三, 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釀酒。俗愛赤珠, 為婦人飾, 穿掛于頸, 以多為貴, 女不得此, 乃至不嫁。父母死, 男女聚哭三年, 尸則置于林樹之上。”[1]2221兩相比較, 相同之處甚多:其一, “土下濕”;其二, “有谷麥”與“頗有粟麥及穄”;其三, “多豕”與“唯食豬魚”;其四, “其俗繩發, 皮服, 以珠為飾”與“丈夫索發……女婦束發……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俗愛赤珠……”;其五, “民尚勇, 不為奸竊”與“其國少竊盜”;其六, “好獵射”與“用角弓, 其箭尤長”。

這里值得特別提及的是, 從上述有關北朝時期烏洛侯、室韋文化的記載看, 兩者所飼養的動物的種類構成相似, 都以豬為主, 兼有牛馬而無羊。古代人群能夠飼養某類動物, 是與其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息息相關的, 一般很難突破。與嫩江流域自然環境相對照, 恰恰是中上游山林、河谷地區不適宜養羊, 而到了嫩江下游及其以西各支流, 則已經與蒙古草原相連, 歷史上生活在這里的漢書二期文化人群 (黑龍江省泰來縣平洋墓葬屬漢書二期文化, 其中已發現養羊的證據[7]113) 及其后的鮮卑人等, 普遍養羊。這一點也說明北朝烏洛侯與室韋的地域分布不會到嫩江下游。

第五, 隋唐時期, 北朝入貢中原的烏洛侯—室韋屬于南室韋的一部分。《隋書·室韋傳》留下隋代五部室韋的記載, 其中嫩江流域只有南室韋, 當即由北朝烏洛侯—室韋發展而來。到了唐代, 隨著中原王朝與室韋聯系更為緊密, 在室韋之地設室韋都督府, 因此對室韋之內的部落劃分更為詳細, 名稱也更為具體。《舊唐書·室韋傳》記載室韋諸部中有烏羅護部[8]5357;同書同卷《烏羅渾傳》載:“烏羅渾國, 蓋后魏之烏洛侯也, 今亦謂之烏羅護。”[8]5346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烏洛侯也是室韋。有關唐代烏羅護 (烏羅渾) 的方位, 孫進己判斷在綽爾河下游南[9]232, 張久和判斷在霍林河中游北側至洮兒河之間[3]72-73。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學界基本判定隋代南室韋在嫩江中游以下到洮兒河以北[9]191, 也就是說唐代烏洛侯 (烏羅護、烏羅渾) 恰在隋代南室韋的范圍內。

綜合以上所論, 我們可以判定, 北魏以來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烏洛侯即是室韋興起的先聲, 由于位置偏遠, 中間受各種政治勢力阻隔, 因此其與中原王朝并無進一步的聯系。到了北朝末期, 柔然衰落, 同一地域的人群以室韋之名再度南來。至于為何該部族帶來了新的族稱, 目前還很難給出明確的結論。張久和先生盡管將北朝時期先后入貢的烏洛侯與室韋區分為不同地域之部族, 但是也認為:“北朝的烏洛侯和室韋大體是指同一部分人, 只不過烏洛侯先見于史, 名為專稱, 所占地域比室韋小, 掩有部落少于室韋;室韋后載史冊, 名為泛稱, 其中已包括烏洛侯。”[3]43這一推論是較為合理的。史書中也記載, 經過100余年的發展, 室韋政治發育水平有所提升, “夏則城居”, 由此形成了囊括烏洛侯的新的室韋聯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關于這方面的問題, 本文第三部分還將借助民族學資料和方法進一步討論。

無論如何, 北朝時期只有嫩江中游的烏洛侯—室韋來中原朝貢, 因此也只有該部留下歷史記載。到了隋代, 則是“北室韋時遣使貢獻, 余無至者”[10]1883。由于北室韋的到來, 使隋朝了解到五部室韋的情況, 《隋書·室韋傳》載:“分為五部, 不相總一, 所謂南室韋、北室韋、缽室韋、深末怛室韋、太室韋。”[10]1882其中北室韋的位置, 一說今伊勒呼里山周圍[3]66, 一說今訥河以西的薩起山[9]190。其他四部室韋, 則有洮兒河以北的南室韋, 繞吐紇山 (今伊勒呼里山) 而居的北室韋, 依胡布山 (今額木爾山) 而住的缽室韋, 在今額爾古納河東岸激流河流域或在石勒喀河流域的深末怛室韋, 以及深末怛室韋西北外貝加爾東部地區的大室韋。從地域分布看, 北室韋恰在五部室韋的中間, 這或許正是它給隋朝帶來五部室韋消息的原因。總的來說, 隋代室韋分布區仍主要是嫩江流域以及蒙古草原東北部地區的山林地帶, 其未能進一步向草原發展應與突厥興起控制草原有關。

到了唐代, 隨著草原霸主突厥、回鶻先后覆亡, 室韋的范圍擴大了。《新唐書·室韋傳》載:“分部凡二十余。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 強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 悉處柳城東北, 近者三千, 遠六千里而贏。最西有烏素固部, 與回紇接, 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 最強部也, 居啜河之陰, 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 直北曰訥比支部。北有大山, 山外曰大室韋, 瀕于室建河。河出俱倫, 而東, 河南有蒙瓦部, 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 又東貫黑水靺鞨, 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 而東注于海。峱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 其北有東室韋, 蓋烏丸東南鄙余人也。”[11]6176-6177這一時期室韋的范圍從呼倫湖西南, 向東到黑龍江上游, 北到伊勒呼里山以北, 南到嫩江下游。主要的擴展是向西進入草原, 涵蓋了整個呼倫貝爾草原。

二、室韋興起的考古學探索

從時空線索看, 唐代占據呼倫貝爾草原的室韋確實是繼承了鮮卑南遷的空缺, 但是如何看待這種繼承, 恐怕并不簡單。首先要注意的是, 呼倫貝爾草原上的早期鮮卑文化是一種外來文化。根據潘玲研究, 呼倫貝爾草原上相當于西漢時期的完工墓葬與東漢前期的扎賚諾爾墓地“不僅年代不同, 而且文化的主體成分、居民的主要體質特征都不同。完工墓葬的年代為西漢時期, 以東北土著文化為主體, 受到較多匈奴文化的影響;而扎賚諾爾墓地的年代為東漢前期, 以匈奴文化為主體。完工居民的體質特征與當地原有居民最為接近, 而扎賚諾爾的則與外貝加爾匈奴的最為接近。因兩者包含不同程度的匈奴文化因素, 且年代相距不遠, 所以呈現出一定的相似性”[12]。從體質人類學特征看, 扎賚諾爾墓地的居民可能是以北亞蒙古人種為主體 (A組) , 另外還有一部分可歸屬為北亞人種和東北亞蒙古人種的混血類型 (B組) 。其中A組居民的體質特征與外貝加爾匈奴的最為近似, 其近似程度超過了與同一墓地的B組的關系。扎賚諾爾B組在各古代對比組中與完工組最為近似[13]。同時扎賚諾爾A組與其他鮮卑遺存人種特征較為接近[14]。這一時期, 類似扎賚諾爾墓地的文化遺存, 主要分布在大興安嶺以西的呼倫貝爾草原, 還包括拉布達林、孟根楚魯、團結等墓葬遺跡。正是扎賚諾爾組文化人群南下, 成為歷史舞臺上的鮮卑人。

與南下同時, 這一文化也影響到大興安嶺東麓嫩江流域原漢書二期文化分布區。根據考古發現, 在嫩江上游地區發現東漢時期的紅馬山文化遺跡, 主要遺址有黑龍江省訥河市紅馬山遺址、訥河兔子地、嫩江鐵古拉遺址、二克淺和庫勒淺墓地晚期墓葬等。此外, 該類文化在嫩江下游地區也有若干線索可尋。據分析, “紅馬山文化和呼倫貝爾地區東漢時期鮮卑文化在形成過程中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后者對前者的作用和影響要強烈很多。總的看來, 紅馬山文化構架中, 鮮卑文化因素占主體, 又承繼了漢書文化的因素, 還吸收了三江平原滾兔嶺文化的單把因素等”[15]。從分布地域與年代看, 紅馬山文化應與北朝烏洛侯—室韋的興起有關。

按照考古學界的遺址編年, 自紅馬山文化之后到遼代以前, 嫩江流域考古文化有一個暫時未能發現的缺環。近年來, 有學者從大慶地區沙家窯遼代墓葬中判斷出唐代遺存, 根據時空線索推定為唐代室韋文化, 并進一步指出該類文化是由室韋、契丹和黑水靺鞨三種文化因素共同構成的, 顯示出唐代早、中期室韋、契丹和黑水靺鞨三大族群在這一地區已經開始融合[16]。這里作者所謂的室韋文化因素, 所參照的是大興安嶺西麓呼倫貝爾草原地區的唐代遺存———西烏珠爾墓群、謝爾塔拉墓地等為代表的文化。

關于西烏珠爾墓群和謝爾塔拉墓地, 一種觀點是二者為同一文化的早晚兩個階段, 并統稱為謝爾塔拉文化;另一種觀點認為二者之間的差異代表了室韋不同部落間的文化差異, 其中西烏珠爾墓地為西室韋文化遺存, 由于與契丹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 因此受到契丹早期文化影響較大, 謝爾塔拉墓地則代表了室韋的原始文化面貌[17]。

無論如何, 西烏珠爾墓地與謝爾塔拉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就是唐代呼倫貝爾草原的室韋文化, 在考古學界基本是沒有異議的。關于此類文化的淵源, 目前考古學界的觀點也比較一致, 一般認為存在三個來源:一是呼倫貝爾地區以扎賚諾爾、拉布達林、孟根楚魯為代表的東漢時期鮮卑文化;二是契丹早期文化;三是鄂嫩河和石勒喀河流域的布爾霍圖伊文化[18]。由于西烏珠爾墓地受到契丹文化的強烈影響, 那么較少受此影響的謝爾塔拉墓地就代表了典型的呼倫貝爾草原室韋文化。由此也說明呼倫貝爾草原的室韋文化主要是由本土的早期鮮卑文化與南下的布爾霍圖伊文化共同組成。

有學者已指出:“我們確信呼倫貝爾草原的鮮卑南遷, 并非全體人員, 仍有相當一批人群是留在原地的, 并與后來遷入的人群共存、融合;他們保持著與南遷鮮卑的文化交往, 部分吸收了后者創造的新文化因素, 這種交流狀態很可能持續到北朝以后鮮卑淡出。鮮卑的名號取消了, 但呼倫貝爾草原上原有的人群不會消失, 他們獲得了新的名號‘室韋’, 仍將把鮮卑的文化因素繼續傳承。鮮卑因素則隨著室韋的發展而呈現出漸變消失的過程。”[19]

除了處在衰退之中的鮮卑文化因素以外, 室韋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則是新遷入的布爾霍圖伊文化因素。根據蘇聯學者的研究, 布爾霍圖伊文化時間延續較長, 從公元2世紀到8世紀。其中6-8世紀的一段被確定為室韋文化。其主要分布地域為:鄂嫩河、英戈達河、額爾古納河、石勒喀河及其支流流域以及今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某些地區。布爾霍圖伊室韋文化的形成, 很可能是公元1千紀初, 部分北匈奴西遷后從大興安嶺地區來到這里的鮮卑人, 與留在當地的包括北匈奴人的土著, 以及晚于他們來到當地的許多異族部落一起創造的[20]。這說明作為呼倫貝爾草原室韋文化源頭的布爾霍圖伊文化也包含有鮮卑文化因素, 從這個意義上說, 室韋文化與鮮卑文化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布爾霍圖伊文化因素也沿黑龍江向東發展, 影響到黑龍江中下游的靺鞨文化。在黑龍江中游典型靺鞨文化奈費爾德類型、特羅伊茨基類型分布區與布爾霍圖伊文化分布區之間, 即俄羅斯結雅河和布列亞河流域, 還分布著一種具有兩類文化混合特征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涅斯捷羅夫認為米哈伊洛夫卡文化的族屬是北室韋[21]。

總的來看, 盡管學界大體承認隋唐時期史書記載的室韋是一個多族群復合體, 但是從考古文化的角度說, 其中仍然存在著一支主體文化, 而根據上述考古發現與研究, 這一文化的起源線索已經越來越清晰:東漢時期, 呼倫貝爾草原上的早期鮮卑文化南下發展。在南下的同時, 一支向東越過大興安嶺, 在嫩江上游地區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 形成紅馬山文化;一支則利用北匈奴西遷的契機, 向北影響到外貝加爾東部地區, 與當地的布爾霍圖伊文化、匈奴文化融合, 在6世紀以后形成新的布爾霍圖伊文化。該文化的分布范圍與史書記載的隋代五部室韋大體重合。

新的布爾霍圖伊文化又反向影響到呼倫貝爾草原, 7世紀以后, 呼倫貝爾草原上也出現早期鮮卑文化與布爾霍圖伊文化混合的謝爾塔拉墓地文化, 同時又受到早期契丹文化的影響, 例如西烏珠爾墓地所展現的文化面貌。在大興安嶺以東, 布爾霍圖伊文化的影響同樣存在, 在嫩江下游地區, 大慶沙家窯唐代墓地, 是謝爾塔拉文化與契丹文化、靺鞨文化的混合體;在黑龍江中游, 俄羅斯結雅河和布列亞河流域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 是布爾霍圖伊文化與靺鞨文化的混合體。上述新布爾霍圖伊文化核心及影響區正是唐代室韋人的主要分布區。

比較遺憾的是, 目前有關室韋文化的考古發現還有很多缺環, 特別是嫩江中上游從紅馬山文化到室韋文化的演變過程還沒有揭示出來, 而最初進入中原的烏洛侯—室韋又恰恰來自這一地區。對此, 筆者有三點認識。其一, 無論是紅馬山文化, 還是唐代室韋文化, 其中代表著發展方向的文化因素都是呼倫貝爾草原早期鮮卑文化與外貝加爾東部文化, 因此在人群種屬、文化特征上都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系, 處在上述二者之間的北朝烏洛侯—室韋文化應該也不會自外于這種聯系。其二, 作為室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布爾霍圖伊文化, 年代在6—8世紀, 主要分布地域為:鄂嫩河、英戈達河、額爾古納河、石勒喀河及其支流流域以及今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的某些地區。對比本文第一節所討論的隋代室韋分布區, 所差的只是今天中國境內的嫩江流域, 那么這一部分的缺環, 很可能具有同樣的文化面貌, 只是尚未被發現。其三, 從室韋的歷史發展過程看, 盡管嫩江中上游地區的室韋人最早進入中原, 但是受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 其社會發育速度并不顯著。直到草原強勢部族柔然、突厥與回鶻相繼崩散, 乘機進入呼倫貝爾草原以及嫩江下游地區的室韋人才迎來發展的高潮期。而這時, 原在嶺東的烏洛侯 (烏羅護) 已南遷至嫩江下游, 嶺東舊地則是非強部的東室韋。從這個意義上說, 正是具有一脈相承性的外貝加爾東部布爾霍圖伊文化與呼倫貝爾草原室韋文化代表了室韋文化發展的主軸。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從上述考古文化發展線索看, 室韋與鮮卑的關系只能說是一種文化發展的親緣關系, 而并不能直稱室韋源于拓跋鮮卑。因為在2世紀的呼倫貝爾草原, 拓跋鮮卑還未從鮮卑母體中分化形成, 到4世紀南下鮮卑文化人群與匈奴融合, 形成拓跋鮮卑的時候, 代興的室韋文化則是嫩江流域、呼倫貝爾草原土著文化與外貝加爾東部布爾霍圖伊文化融合發展的新產物。

三、借助民族志資料的補充認識

根據以上兩節的討論, 室韋主體的活動范圍, 在外貝加爾東部、石勒喀河、額爾古納河、黑龍江上游、嫩江流域和呼倫貝爾草原。有學者指出:“室韋長期生活在大興安嶺山脈的山麓位置, 這些地區屬于丘陵森林草原地帶, 由考古證據來看, 一千多年前和現在的環境相比基本沒有大的變動。森林草原地帶的特征是降水量多, 氣候濕潤, 草木密布, 適合狩獵、采集等生產活動”[22]。這一判斷也給了我們另外一個啟示, 就是一千多年來, 生活在這一片森林草原地帶的人群適應相同的自然環境, 經營相同的生業、擁有類似的文化。因此近代以來民族學 (文化人類學) 學者考察上述地區生活的原始人群, 留下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對于理解一千多年前的室韋人應有充分的借鑒意義。

在此類民族學研究成果中, 俄國學者史祿國所著《北方通古斯的社會組織》是較為深入、系統、全面的一部。該書所論及的通古斯各集團居住的地域包括今俄羅斯外貝加爾、阿穆爾州和濱海州的部分地區, 今中國境內呼倫貝爾草原和黑龍江省的中西部地區[23]21。上述地域與本文所論述的室韋地域基本重合。根據史祿國的描述, 生活在上述地域的通古斯人有如下民族志特征:

首先, 地理環境。在這一地域, 主要是草原、草原向林區的過渡地帶和林區。北部的山區主要是雅布洛諾夫山脈、伊勒呼里山和大興安嶺。從山中流出的幾條主要河流有鄂嫩河、石勒喀河、額爾古納河、嫩江、黑龍江, 形成寬闊的河谷地帶。

其次, 生業。根據史祿國的記述, 通古斯人適應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 形成不同的生業模式。在外貝加爾的巴爾古津林區和涅爾秦斯克林區, 主要是飼養馴鹿和狩獵;在南部向草原過渡地帶, 從蒙古布里亞特人那里學習養馬和牛, 從而形成游牧通古斯人;在巴爾古津河谷, 形成畜牧業或農業兼營畜牧業的生業模式。在大興安嶺地區, 嶺西的激流河流域以飼養馴鹿為主, 呼倫貝爾北部、呼瑪河流域、嫩江上游等地區, 以狩獵及少量養馬為業。在嫩江上游以下, 逐步由畜牧兼營狩獵向畜牧業、農業兼營狩獵、農業兼營牧業過渡。就畜牧業而言, 南外貝加爾各地區位于高原, 而嫩江地區處于低地, 前者比后者更適于畜牧。養狗在通古斯人生活中具有一定意義;而只有農業定居通古斯人才養豬[23]68-72。

第三, 族稱。根據史祿國的調查, 絕大多數北方通古斯方言中都有“鄂溫克”這個名稱, 但是在實際使用中變化很大。“一般規律是, 在風俗習慣和方言的差別達到一定程度時, 一個集團從不用鄂溫克這個名稱去稱呼另一個集團, 除非……它自己已經失掉這個名稱。另一方面, 許多集團雖然知道自己是鄂溫克人, 但在彼此之間卻不使用這個名稱, 因為他們是用社會單位, 即氏族等互相區別的, 只有在將他們自身與其他民族集團相比時, 為了使對方與自己有所區別, 才使用鄂溫克這個名稱”[23]78。

第四, 受周邊文化影響的民族志復合改變。在本文所討論的地區, 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向。一是外貝加爾的游牧通古斯人。“他們的主業是飼養牛馬, 這是他們從布里亞特人那里學來的, 連同一起學來的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衣著、帳幕和整個的民族志學復合”[23]91。“當通古斯人在與作為一個集團的蒙古人相遇時, 蒙古人比他們自己在適應當地地理條件方面要強得多……北方通古斯人南遷后, 已放棄了他們的舊制度, 逐漸采用一種適合當地條件的民族志復合……隨著新復合的采用, 語言也受到影響……與蒙古文化滲入北方通古斯復合的主體相伴隨, 通古斯人與蒙古人的交往也增多了, 因此他們互相混雜、混血。蒙古民族集團特有的人類學要素———德爾塔型———也滲入到北方通古斯人中并達到如此程度, 竟然使得有些以前是北方通古斯的集團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原有的體質特征……因為蒙古人與通古斯人相比, 在數量上總是占優勢”[23]130。

二是呼倫貝爾和嫩江流域的索倫人, “索倫人依自然環境的不同, 以飼養牛馬、狩獵或農業為生。從民族志學來說, 他們受蒙古、滿和漢人的影響, 但保存著一定程度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特點”[23]94。對索倫人發生重要影響的還有達斡爾人, 史祿國認為它是一個契丹與北方通古斯人混合的集團[23]128。

結合以上有關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資料, 再來看室韋的興起, 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

首先, 室韋的主要分布區與北方通古斯人大體吻合, 出于對相同自然環境的適應, 室韋的主要民族志復合也應該與上述北方通古斯人大體相同。

其次, 根據前文討論, 最初進入中原地區的烏洛侯—室韋人來自嫩江中上游地區。根據史祿國的民族志調查, 這一地區的北方通古斯人是索倫人, “索倫人依自然環境的不同, 以飼養牛馬、狩獵或農業為生。從民族志學來說, 他們受蒙古、滿和漢人的影響, 但保存著一定程度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特點”。與之相比, 最初見于史書記載的室韋人的民族志特征中, “善射獵”仍是森林人的傳統生業模式, 同時繼承嫩江流域漢書二期文化—紅馬山文化的傳統, 并受到呼倫貝爾草原早期鮮卑文化的影響, 兼營畜牧與農業。《魏書·室韋傳》載:“頗有粟麥及穄, 唯食豬魚, 養牛馬, 俗又無羊。”這與索倫人“以飼養牛馬、狩獵或農業為生”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 室韋人的起源與族稱問題。參考有關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資料, 使我們對室韋的起源與族稱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其一, 隋代室韋人的分布范圍, 與北方通古斯人基本吻合, 為什么在這樣一個廣闊的范圍內的人群都有一個“室韋”族稱呢?現在看來, 應該是與北方通古斯人擁有共同族稱“鄂溫克”類似, 是該類人群之間在起源方面千絲萬縷聯系的反映。其二, 在室韋這個統稱之下, 各部落集團又往往有自己的名稱, 這又如何解釋呢?正如北方通古斯人那樣, “許多集團雖然知道自己是鄂溫克人, 但在彼此之間卻不使用這個名稱, 因為他們是用社會單位, 即氏族等互相區別的, 只有在將他們自身與其他民族集團相比時, 為了使對方與自己有所區別, 才使用鄂溫克這個名稱”。也就是說室韋各部落集團往往都有自己的特有名稱, 例如烏洛侯, “室韋”是其族類總稱, 但是他們又習慣于使用其社會團體特有名稱“烏洛侯”;再比如蒙瓦 (蒙兀) 室韋, “蒙瓦 (蒙兀) ”是其社會團體自稱, 室韋則是其族類總稱, 該部落集團興起以后, 作為社會團體名稱的“蒙瓦 (蒙兀) ”便流行起來, 最終演化為“蒙古”。

一說室韋與鮮卑同名, 因此室韋是鮮卑 (拓跋鮮卑) 南遷后留在故地的人群[3]28。此說是否成立, 尚有爭論。即便“室韋”“鮮卑”確是同一族稱的不同譯寫, 也需要進一步討論鮮卑族稱的來源, 而并不能直接證明室韋與鮮卑有直系的親緣關系。本文第二節已經述及, 呼倫貝爾草原早期鮮卑文化的興起, 是外貝加爾東部人群南下與呼倫貝爾草原土著人群融合的結果, 那么很可能“鮮卑”這樣的族稱也是來自外貝加爾東部人群的傳統。也就是說, 在外貝加爾東部到大興安嶺地區以布爾霍圖伊文化為代表的森林人群中, 很可能存在一個發音與“鮮卑—室韋”相似的詞語作為共有族稱。

第四, 室韋人群的擴散與民族志復合的改變。根據前文的討論, 到隋代, 室韋的主要分布區仍是外貝加爾東部到嫩江中上游這一布爾霍圖伊文化的傳播區, 當然也是北方通古斯人的主要分布區。從對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學考察看, 這是一個擁有類似文化的人群的分布范圍。但是到了唐代, 隨著草原上突厥、回鶻的先后衰落, 室韋人的分布范圍顯著擴大了。前文已述及, 這一時期室韋的范圍從呼倫湖西南, 向東到黑龍江上游, 北到伊勒呼里山以北, 南到嫩江下游。由此人群大范圍的擴散也帶來了室韋文化面貌的多元化。

一方面, 很可能是一些原本不屬于室韋人范疇的部族被劃歸室韋族類名稱之下, 例如原屬于靺鞨的烏素固部、黃頭部, 與屬于北夫余的達末婁毗鄰的達姤室韋, 此外還有黑車子室韋等。

另一方面, 則是室韋主體人群與周邊文化人群接觸、融合帶來的文化面貌的改變。例如黑龍江中游出現的室韋文化與靺鞨文化混合的米哈伊洛夫卡文化;再如呼倫貝爾草原上的西烏珠爾墓地遺存, 代表了受契丹文化影響的室韋文化面貌, 與之類似的遺存還有嫩江下游的大慶沙家窯墓葬。

至于西進蒙古草原的室韋人, 目前還沒有在呼倫貝爾草原西部到克魯倫河流域發現明確的室韋遺存, 因此這一地區室韋文化的面貌還不清楚, 但是從北方通古斯人民族志資料推斷, 進入草原的室韋人也必然會逐步接受草原文化, 特別是隨著回鶻的衰落, 部眾離散, 有利于室韋人與之結合發展。伴隨民族志復合的改變, 新的族群便以草原主人的姿態重新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不難理解室韋—達怛—蒙古的發展線索了。

四、結語

有關室韋的史料記載嚴重不足且缺乏連續性, 因此相關研究也存在較多晦暗難明之處。本文從歷史學、考古學與民族學三個視角綜合考察室韋的起源問題, 各視角既可關照不同側面, 同時又能相互參證, 從而增強結論的系統性與可信性。

從歷史學的角度, 本文判斷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入貢中原、位于今齊齊哈爾以北嫩江中上游地區的烏洛侯即是室韋人走上歷史舞臺的先聲;北朝后期, 包括烏洛侯在內的嫩江中上游室韋人群發展壯大, 北齊武定二年, 這一部族首次以“室韋”之名入貢中原;隋代, 室韋五部見載于史;唐代室韋向呼倫貝爾草原及嫩江下游擴散, 從而達到族群發展的一個頂峰。以上就是從歷史文獻中能看到的室韋起源的基本線索。

有關室韋考古文化的發現與研究目前還遠不夠系統、深入, 但是已基本可以判定室韋文化是嫩江流域、呼倫貝爾草原土著文化與外貝加爾東部布爾霍圖伊文化融合發展的產物, 這說明室韋主體人群在人群種屬、文化特征上具有較為鮮明的共性。

室韋人生活的區域與北方通古斯人大體吻合, 基于對共同生態、人文環境適應的結果, 兩者在民族志復合上應該存在很多共性。結合有關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學研究成果, 本文判斷室韋人擁有共同的族稱“室韋”, 同時又有各部落集團特有的社會團體名稱。此外, 參照北方通古斯人的發展歷程還可以判斷, 有著類似人群種屬與文化起源的室韋人, 適應不同地域環境, 受不同外部文化的影響, 逐漸形成不同的民族志復合, 從而為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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