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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室覺羅發遣東北述略
發布日期:2017-07-28    作者:孟繁勇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8期

摘要:清代將違法犯罪的許多宗室覺羅發遣到東北地區進行管制,但由于監管較為松散,加之許多人自恃身份特殊,有恃無恐,繼續惹是生非,因此,這一群體“再犯罪”現象較為常見,而清廷對其進行“再處理”也是比較嚴厲的。發遣到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雖然一部分人胡作非為,對東北地方社會造成了一定的擾害,但也有一些人在保衛開發邊疆、傳播京旗文化、從事文學創作方面有所建樹,發揮了積極作用。總體而言,清代對犯罪宗室覺羅的管理相較于以往歷代尤其是明代還是較為成功的,體現了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對維護社會穩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應該予以肯定。

關鍵詞:宗室覺羅;發遣;京旗文化;愛新覺羅家族;流人;紅帶子

有清一代,東北是發遣流人的主要地區。“流人”是指獲罪發遣到邊遠地區的犯人。在發遣到東北地區的大量流人中,既有文化流人,也有刑事罪犯,既有上層官吏,也有下層百姓。其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是清代皇室愛新覺羅家族中的宗室和覺羅。流人,尤其是清代東北流人,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相關的論著有很多,但重點往往集中在文化流人和底層流人方面。對清代發遣到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的研究,就筆者所見,相關的論著極少,并且只是一些著名人物的個案介紹。①因此,還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所以,本文不揣淺陋,試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探究,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一、緣事發遣的宗室覺羅

宗室,原泛指與國君或皇帝同一祖宗的族人。但在清代,宗室有特定的范圍,只有努爾哈赤的父親、顯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孫才稱得上是宗室。宗室因以系金黃色帶子為標志,又稱“黃帶子”。塔克世之父覺昌安兄弟六人,俗稱六祖,他們的子孫,除宗室外,均稱覺羅。覺羅以系紅色帶子為標志,故又稱“紅帶子”。

清朝是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政權,推行“首崇滿洲”的國策,滿洲旗人受到優待,享有一定的特權,滿洲貴族尤其是宗室覺羅就更是如此。順治九年(1652),清廷設立宗人府,負責管理皇族事務。《宗人府則例》就賦予宗室覺羅種種特權,包括在法律上的特權,他們與旗人、民人發生刑事案件,若犯法而應判刑,可折刑或減刑。并且宗室覺羅犯案,宗人府也要參與審理,清代刑法規定:“若宗室有犯,宗人府會刑部審理。覺羅,刑部會宗人府審理。”②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廷還加恩宗室,“一體給予四品頂戴”③。由于清代對旗人采取恩養的政策,使旗人特別是滿洲貴族養成了貪圖享樂、好逸惡勞的不良習氣,尤其是皇族中的宗室覺羅,由于享有很大的特權,一些人便有恃無恐,仗勢欺人,胡作非為,惹是生非,而無人敢管,給社會治安造成了嚴重危害,這一現象到嘉慶時尤為嚴重。宗室昭梿就曾尖銳地指出當時“宗室繁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貧窶,好為不法之事,累見奏牘……有司以其天潢,故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威勢,不敢與抗,適足以長其兇焰,其俗日漸卑惡也”④。為了遏制宗室覺羅犯罪的高發態勢,從嘉慶朝開始,清廷不得不對違法犯罪的皇室成員加大處罰力度,而將獲罪的宗室覺羅發遣至東北,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懲治措施。在法律上也有明文規定,宗室覺羅“屢犯軍、流,發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圈禁”⑤。

據史料記載,將犯罪的宗室覺羅發遣至東北,最早始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覺羅巴爾布被發遣至吉林烏喇地方,⑥最晚一直延續至光緒朝,可以說幾乎貫穿了整個有清一代。但在不同時期,宗室覺羅的發遣數量也有很大差異。康雍乾三朝,統治者勵精圖治,清王朝正處于上升時期,統治階級的腐敗現象尚不十分嚴重,因罪發遣的宗室覺羅也為數不多。乾隆朝之后,隨著清朝國勢由盛轉衰,統治階級也更加腐朽墮落,宗室覺羅中作奸犯科的也逐漸增多,獲罪發往東北的也越來越多。仁宗就曾把嘉慶朝宗室犯罪現象與乾隆朝做了對比:“(宗室)恩福于乾隆三十二年,因醉后劃傷頭皮,訛賴鄰人錢文,當時宗人府王公等,即以恩福下賤不堪,奏請重責四十板,發往盛京充當苦差,五十余年未經釋回。可見彼時宗室,率皆安分自重,小有過愆,已干譴謫。近年來宗室等所犯罪辜,如扳折官廳槍架,不顧行檢等事,層見疊出,較之恩福案情,何啻倍蓰,若不嚴加教誡,必致風氣愈趨愈下。”⑦就筆者目前所見史料,以嘉慶、道光兩朝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為最多。道光朝之后,由于內憂外患日益深重,且東北處于日俄兩國南北夾擊之中,邊疆危機日重,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也越來越少。

獲罪發遣的宗室覺羅,按其是否擔任官職,大致可分為閑散宗室覺羅和官員兩大類。其所犯罪行種類也有鮮明的特點,閑散宗室覺羅所犯案件一般以治安案件和刑事、經濟犯罪為主,而官員犯罪一般是以職務犯罪居多。

1.閑散宗室覺羅的發遣

閑散宗室覺羅所犯的罪行較常見的有宿娼、賭博、尋釁滋事、干預詞訟、致傷人命等。因為八旗王公貴族驕奢淫逸的習氣較重,因此宗室覺羅中因為宿娼而被發遣至東北的不在少數。例如,嘉慶十三年(1808),宗室喜齡因經年在外宿娼,并威逼民女作妾,仁宗認為其“實屬無恥,大玷宗室顏面”,命將其“重責四十板,發往吉林,交(吉林將軍)秀林嚴加管束”。⑧當年九月,宗室儀續、儀平也因同往嫖娼,被各責二十大板,發往吉林。⑨

聚眾賭博、開設賭場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在道光年間,宗室興寶聚集一幫無賴,開設賭場。后因養育兵楊明義另開賭局,興寶十分不滿,遂主使步甲和隆阿等人,私拿楊明義,逼迫其承認欠錢,后又將犯罪證據藏匿并潛逃。興寶還無故毆打和隆阿,甚至還想霸占其妻趙氏為妾。宗人府將此案上報后,道光七年(1827)十月,宣宗傳旨將興寶發往吉林,“交該將軍嚴加管束,倘敢復行滋事,即由該將軍奏明,在彼鎖禁”⑩。道光十九年(1839),已革三等侍衛、宗室瑞珠開設茶館,并于茶館內設蟋蟀盆,聚賭抽頭。宣宗下令將其“發往盛京,交該將軍嚴加管束”(11)。

尋釁滋事的也比比皆是。如嘉慶十三年(1808),宗室弼興不戴頂系帶,醉后赴街,向閱武寶索要欠款。因閱武寶有“宗室慣扳槍架,你敢扳動槍架,我才還錢”之言。弼興受其慫恿,即乘醉將官廳槍桿扳折。仁宗得知此事后十分惱怒,認為“近來宗室,往往不知自愛,滋生事端”,命將弼興交宗人府堂官,以家法重責四十板,以示懲戒,俟翌年春天,再發往吉林。(12)道光四年(1824),宗室全勝、松本、貴玉等人“輕入酒肆沽飲”,并在旗人馬五慫恿下,率人赴貝勒奕綺府“恃強肆詈”。宣宗聞之大怒,命將率眾鬧事的全勝發往吉林,隨從的松本、貴玉則發往盛京,分別交吉林將軍、盛京將軍“嚴行管束”(13)。從對此案的處理可以看出,發遣地的遠近與所犯罪行輕重也是密切相關,往往是罪行較輕的發往較近的盛京地區,罪行較重的則發往較遠的吉林或黑龍江地區。

有的宗室為貪圖酬謝而干預詞訟。如嘉慶時宗室綿遜聞及馬守義訟案,即起意寫信托情,以期得到酬謝,后又違犯“不得出京四十里”的規定,私行出京千里之遙,往見地方大吏說情。仁宗聞奏后,命“將綿遜在宗人府大堂,先責三十板,將伊同家口一并發往吉林安置,交該將軍嚴加管束”(14)。

有的宗室依仗特權,欺壓他人,甚而致傷人命。如道光時宗室陸佳氏因“向瓜爾佳氏唾面嚷罵,捏指不端等情,任意污蔑,致瓜爾佳氏婆媳子女五命同時淹斃,情節甚慘”。宗人府會同刑部擬議罰孀婦錢糧十年,宣宗認為處置過輕,不足示懲,傳諭將陸佳氏發往盛京,交管理移居宗室大臣,派員嚴加看管。(15)

還有的宗室雖然未對社會造成危害,但因違反禮儀制度也被發遣。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宣宗皇后病逝,宗室佛立于“國服內違制剃發”。宗人府會同刑部擬將其“革去四品頂戴,斬立決”。宣宗“免其斬決,革去四品頂戴,發往吉林,交該將軍管束”。(16)

清代對旗人演戲看戲明文禁止。《大清律例》規定:“旗員赴戲園看戲者,照違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該管上司交部議處。”(17)對宗室覺羅看戲演戲者,也都給予嚴懲,甚至予以發遣。例如,宗室坤都勒因“跟隨戲班到館”,雖“未登場演出”,但仁宗認為已“屬不守正業”,遂將其“革去宗室頂戴,同伊本身眷屬一并發往盛京居住,仍賞錢糧”。(18)

2.擔任官職的宗室覺羅的發遣

一些擔任官職的宗室覺羅,也有不少被發遣至東北的,其發遣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不一而足。但相較而言,因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權力和地位,所以他們的犯罪以職務犯罪居多,類型包括徇私請托、失察下屬、失職、收受錢物等。

有的是為親屬子女徇私請托。如道光十八年(1838),時任崇文門正監督的宗室奕顥因正白旗揀選佐領,遂將其子前鋒校吉慶的名帖送交該旗都統功普,請求揀選引見。仁宗認為奕顥“以一品大員,不知檢束,恣意妄為,實屬狂謬膽大”,遂下旨將“奕顥、功普均著發往盛京效力贖罪,以為大員徇私請托者戒”。(19)

有的是對下屬違法行為嚴重失察。如道光元年(1821),參贊大臣宗室斌靜因“年老昏憒,行止乖方,于家人廢員等通同婪索伯克等贓物并恐嚇凌辱,以致眾心不服,毫無覺察”,被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20)

有的則是因失職及處事失當被發遣至東北。例如,嘉慶十八年(1813),發生了天理教徒攻打皇宮紫禁城的事件。事后,清廷除殘酷鎮壓起義者之外,還嚴厲追究禁衛軍將領之責,以宗室祿康“曾任步軍統領,漫無覺察,是以降旨革職,仍發往盛京”(21)。宗室奕經在任伊犁領隊大臣時,聽信伯克誣告,辦案草率,刑訊逼供,將一市井無賴認定為張格爾后妻之子,定為謀逆重罪。后來案件澄清后,宣宗認為奕經“昏聵謬妄,莫此為甚”!將其革職,并“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22)

有的是因收受銀物,未及時退還就被發遣。如道光十九年(1839),宗室奕紀在管理理藩院事務時,于喀爾喀蒙古活佛隨員代送銀物時,“并不正言拒絕,輒敢取回收存,至八日之久,方始退還”,宣宗遂傳旨將“奕紀著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懲儆”。(23)

3.其他類型的發遣

還有其他一些情況,與宗室覺羅是否擔任官職關系不大,所以將其劃分到其他類型中。有的僅僅是因一人獲罪,便殃及兄弟子孫及其親屬被發遣至東北。例如,嘉慶十年(1805),西寧辦事大臣宗室都爾嘉,因“肆意婪索”,共“得受贓銀至六千五百余兩之多”,被處以“絞監候,交宗人府在空房內圈禁,入于本年秋審情實辦理”。同時,仁宗還下旨:“至都爾嘉身獲重罪,其子孫尚有何顏居住京師,靦膺官職。伊子繃武布著革職,次子懷塔、三子阿尼雅布及伊孫布扎納、布爾善、博明均不準戴用宗室四品頂戴,即往盛京居住。遇有差使考試,俱不準與挑應考。伊弟都爾哈業已革職,亦著率同其子花連布等七人,一并即往盛京居住。”(24)嘉慶二十二年(1817),宗室海康、慶遙、慶豐因違制加入“邪教”,海康、慶遙被處以祖墳前勒斃,慶豐因有悔罪自首表現,仁宗下令將慶豐同其母妻,俱發往吉林。而海康妻女同慶遙之妻子女“改發黑龍江,俱交該將軍安插管束”(25)。

除了一些個案之外,清廷還針對宗室覺羅的某一種犯罪類型,規定也發往東北。例如,嘉慶十七年(1812),清廷規定:永遠圈禁者經釋放后,又重新犯罪,著改發往盛京永遠圈禁,以示懲儆。(26)道光九年(1829),清廷又規定:宗室覺羅參與“誣控之案,無論詐贓多寡,已、未入手,但經商謀捏控,不分首從,俱實發吉林安置,到配仍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27)。

鴉片流入中國之后,清廷便嚴禁皇室成員吸食鴉片。道光十九年(1839),清廷還規定:宗室覺羅買食鴉片煙者,從重發往盛京,交該將軍嚴加管束。至宗室覺羅職官以及王公內有買食鴉片煙者,均從重革職革爵,發往盛京,永不敘用。(28)是年,鎮國將軍宗室奕蘧因為買食鴉片,被革去鎮國將軍,并杖責六十,發往盛京圈禁。(29)

盛京地區獲罪的宗室覺羅有時還被發遣到東北北部黑龍江地區。盛京居住的宗室覺羅較多,一些人接受一些不法之徒的投托,為之提供庇護,充當保護傘,允許其在一些橋梁、渡口向過往車輛訛索錢財。道光二十一年(1841),清廷針對此類現象,特地做出規定“宗室覺羅知情護庇,主使棍徒不法,俱照棍徒擾害例,實發黑龍江,嚴加管束”(30)。

顯而易見,東北地區是清廷發遣宗室覺羅的首選地區。這主要是由于東北地區是滿洲的故鄉和清王朝的發祥地,滿洲人聚居較多,保留了較多的滿洲傳統文化和習俗。并且東北地區實行的不是內地通行的行省體制,而是特殊的將軍轄區體制,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八旗駐防城,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東北三將軍大多數都是由滿洲旗人擔任,而且其中許多人就是宗室覺羅,也便于對獲罪的皇室成員進行監管。

二、對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的管理

對發遣至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的管理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東北地方官員的管理和皇帝的直接過問和處置。

1.東北地方官員對宗室覺羅的管理

雖然獲罪的宗室覺羅發遣到東北時,皇帝的諭旨往往都特意強調“交該將軍嚴加管束”字樣,但由于這些宗室覺羅都是皇室成員,與皇帝和滿洲王公貴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親緣關系,并且除了罪大惡極、十惡不赦者之外,許多人最終都能獲釋甚至被重新起用。因此,東北地方官員包括東北三將軍在內,對發遣到東北的宗室覺羅也是投鼠忌器,心存忌憚,在管理上也不敢過于嚴格,一般都是比較寬容和優待。例如,宗室繃武布發遣到吉林后,吉林將軍秀林為討好繃武布,為其“代修造住房、佽助盤費多次,并代為完繳官項,甚至饋送節禮”,前后共花費銀980余兩,使得繃武布在吉林“不但不當苦差,而且得任意花銷,度節取樂,全無畏懼”。(31)

并且東北地方官員對這些宗室覺羅只有監管權,而沒有任何處置權,遇事只能隨時奏報清廷,由皇帝定奪。因此,在監管上往往也是比較松散,甚至是流于形式。

其他階層的流人包括官員被發遣到東北后,往往行事低調,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很少有再犯罪和滋事的。而發遣到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自恃身份特殊,且遠離京城天子腳下,更是有恃無恐,加之對其監管較為松散,很多人往往惡習不改,繼續作惡,惹是生非。尤其是其中的閑散宗室覺羅,再犯罪比例較高,遠遠高于其他任何一個流人群體和階層,而清廷對再犯罪和滋事的宗室覺羅一般也都給予嚴懲。因此,這一群體中“再犯罪,再處理”的現象比較突出,這也是其他任何一個流人群體都沒有的顯著特點。

如因在外宿娼、威逼民女作妾而被發遣到吉林,交吉林將軍“嚴加管束”的宗室喜齡,到發遣地后仍然不知悔改,繼續胡作非為。他收用別人詐騙來的贓車,用以抵還舊欠,他的雇工閻果相也與詐騙犯互相勾結。吉林理事同知富爾松阿派人前去傳訊閻果相并查起贓車,喜齡卻不準差役起贓車,差役無奈,只好將閻果相帶回。當晚,喜齡又來到同知衙署索要雇工,喧嚷將閻果相拉出,令其回家。富爾松阿坐堂提問,喜齡竟指名辱罵不休,猖狂至極。吉林將軍富俊聞知,不得不奏報其劣跡,請求將喜齡“圈禁示儆,容俟留限期滿,查其果能悔過自新,再行奏聞請旨”(32)。仁宗同意了富俊的請求,將喜齡圈禁。

但喜齡被圈禁后,并沒有收斂,他不但私行出入禁所,還買被休之婦楊氏為妾,并生有一子,甚至還為追討欠款跑到楊樹河子屯。富俊忍無可忍,又上疏仁宗,將喜齡種種劣跡如實做了奏報。(33)清廷接到富俊的奏疏后,宗人府經過商議,認為照舊例應將喜齡勒斃。仁宗卻認為喜齡罪不至死,傳旨命將“喜齡著交富俊看視重責四十板,加以鎖錮,永遠圈禁,已足蔽辜”(34)。

宗室喜齡的經歷比較典型,可以看出無論是由吉林將軍“嚴加管束”也好,還是因為又惹是生非而被“圈禁”也好,對他來說都是形同虛設,他始終出入自由,而且還買妾生子,為所欲為,甚至在公堂上還當眾辱罵地方官員,囂張至極。當然,他最后受到了仁宗的嚴厲懲戒,被“鎖錮圈禁”,也算是罪有應得。

除了像喜齡那樣辱罵一般的地方官員之外,有的甚至還公然辱罵將軍。例如,嘉慶十八年(1813),因酒后滋事被發遣到吉林的宗室弼興竟“赤膊帶酒”,闖入將軍衙門,并對守門的兵丁口稱“身系宗室,即爾將軍亦不敢攔我”,又欲闖入二門,此時正值吉林將軍喜明回衙,弼興竟對喜明指名辱罵。(35)仁宗聞知此事后,十分惱怒,傳旨對其進行嚴懲:“著喜明等將弼興重責三十板,并當堂曉諭,以此次責處尚系從輕辦理,嗣后務當痛加改悔,毋再滋生事端,責處后嚴行圈禁,并著喜明等留心稽察。如弼興三年內安分改過,年滿時,該將軍等照例奏聞。如仍怙惡不悛,另有不法情事,即據實參奏,從重治罪。”(36)根據史料記載,發遣的宗室覺羅攪鬧衙署、辱罵官員的現象并非個別,而是較為常見,可見這一群體氣焰之囂張,驕橫跋扈至極。

有的宗室覺羅不但不服管教,甚至還毆打看守人員。如道光十九年(1839),在盛京圈禁的宗室英壽、國英,覺羅霍隆阿、桂榮等,因領催達三布開門較晚,就將達三布揪毆凌辱,宣宗對其四人都做了嚴懲。(37)看門人僅因開門較晚,就受到幾個被圈禁的宗室覺羅的毆打,由此可以看出監管人員的尷尬和無奈。可見,宗室覺羅即使被發遣到東北,很多人仍然自恃身份高貴和特權,無視監管制度,甚至凌駕于監管人員之上。

由于發遣的宗室覺羅“再犯罪”現象較為常見,清廷為了協助地方官員加強管理,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派協尉一員嚴查“因罪發遣盛京宗室覺羅”,倘若有人“再行滋事,即報明該將軍嚴加懲治。若懲治后仍不悛改,或圈禁三個月半年之處,徑行宗人府辦理”。(38)但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效果并不明顯,管理發遣的宗室覺羅是一項難度極大的事務,不是只簡單增派一個協尉就能處理好的。

東北三將軍對宗室覺羅只有監管的權力,并要定期向皇帝奏報他們的表現,對他們如何處置則完全由皇帝定奪。但將軍可以提出處理意見,有些時候,他們的意見也為皇帝所采納。例如道光六年(1826),發遣到吉林的宗室全勝竟公然開設賭局,吉林將軍富俊為此上奏清廷,稱“吉林發遣宗室甚多,若不嚴行懲辦,恐各宗室等效尤,無以昭炯戒,而儆將來”,奏請將宗室全勝“鎖禁,以警其余”。(39)此奏為宣宗所準,使全勝受到應有的懲戒。

發遣的宗室覺羅在流放地病故,將軍也要向皇帝奏報。如嘉慶十七年(1812),宗室綿胡病故,黑龍江將軍斌靜立刻上報清廷:“宗室綿胡,因奸拐王氏案內,問擬遣戍,于上年十月已屆三年期滿,正擬具奏間,據該旗協領豐珅呈報傷寒病故,當經奴才酌給棺殮。”(40)

道光十七年(1837),宗人府還制定了發遣宗室章程:“嗣后如遇發遣盛京、吉林、黑龍江之宗室,交該將軍酌量給與房間,或歸入宗室營居住,到配時應食錢糧半分,即照例支給,毋庸備文請示。”(41)從而使對發遣宗室覺羅的管理措施不斷完善。

2.皇帝對發遣宗室覺羅的直接過問和處置

皇帝對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的管理主要分為隨時處理和定期處理兩種形式。隨時處理就是東北三將軍遇事隨時向皇帝奏報,皇帝隨時做出處理。定期處理,就是到規定年限,或是在皇帝東巡盛京的時候,由東北三將軍奏報發遣宗室覺羅的表現,由皇帝做出處理。

(1)隨時處理。由于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再犯罪”現象較為常見,因此,一旦發遣的宗室覺羅在東北又滋事犯罪,皇帝接到奏報后,會立刻做出處理。根據宗室覺羅再次犯罪的具體情形不同,處理方式也有不同。

第一,已發遣到盛京的宗室覺羅如再滋事,會發遣到吉林或黑龍江。因為東北地區越往北部,氣候越寒冷,條件越艱苦,將“再犯罪”的宗室覺羅由南部的盛京地區發遣到北部的吉林、黑龍江地區,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懲戒。例如發遣到盛京的覺羅泳住,“到配后不思改過自新,輒犯賭博,復以負欠無償,挺身妄控,意圖訛詐”,宣宗傳旨將其“發吉林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以為在配滋事者戒”。(42)光緒元年(1875),被發遣到盛京的宗室惠齡,“輒因賭生事,強搶劉德春家衣物”,盛京將軍崇實將其行徑奏報清廷,德宗下令將“惠齡并伊眷口”一并發往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以示懲儆”。(43)

而且宗室覺羅發遣期滿獲釋后,根據其所在地不同,返回的地區也有所不同。嘉慶十九年(1814),清廷規定:“嗣后緣事發遣宗室,其由盛京釋回者,即令回京。由吉林、黑龍江釋回者,即令在盛京居住。著為令。”(44)

第二,已釋放的宗室覺羅如再滋事,將再次發遣。如宗室碩海因“屢次犯案擬絞,緩決減流,復因捆拴官兵,照兇惡棍徒加拒捕罪,發黑龍江嚴加管束”。他年滿釋放回盛京后,復圖事后酬謝,因代人討保不遂,竟直入縣署擊鼓鬧堂,辱罵職官,宣宗得知后十分惱怒,傳旨將碩海及其家口“俱發往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再敢滋事,即著該將軍鎖禁”。此外,管理宗室營主事常咸、奇善,因失察碩海擅入縣署滋事,俱著交部察議。(45)再如發遣到盛京的宗室豐厚,圈禁期滿后,解除了監禁,移往宗室營居住。他本應安分守法,卻仍又酗酒,并攪鬧衙署,宣宗認為其“實屬怙惡不悛”,命將其“發吉林,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以為罔知法紀者戒”。(46)

第三,其他處理方式,包括杖責、加刑、鎖禁等。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在盛京圈禁的宗室英壽、國英,覺羅霍隆阿、桂榮等四人,只因開門較晚,就肆意毆打領催達三布,英壽與霍隆阿又因為口角,兩次爭斗。宣宗根據四人具體情節不同,分別做了處理,“英壽著重責四十板,加以銬鐐,永遠鎖禁。霍隆阿著重責四十板,于原圈例限之外,再加圈禁一年。桂榮著加責四十板。國英現已改發吉林,著交該將軍加責四十板,嚴加管束,以示懲戒”(47)。由此可見,雖然當時國勢已衰,但是清廷對發遣的宗室覺羅的管理還是很嚴格的。

(2)定期做出處理,又分為兩種形式進行:一種是東北三將軍按規定年限向朝廷奏報發遣宗室覺羅的實際表現,由皇帝做出處理。例如,道光七年(1827),吉林將軍富俊將包括喜齡在內的發配到吉林的各宗室開錄到配年限,上奏清廷。宣宗回復:“喜齡等原犯,情節較重,不準釋回。著該將軍嚴加管束,留心察看。每屆三年,各犯等能否安靜守法,自知愧悔,抑或仍不悛改,均分別開單詳細具奏,候旨辦理。”(48)道光十二年(1832),時任吉林將軍的寶興循例上奏宣宗,稱喜齡等五名發配到吉林的宗室“俱各安靜守法,深知愧悔,到戍均滿五年”,請示對他們如何處置,宣宗批復:“俱不準釋回”。(49)

但定期奏報也并不是一個制度化的明文規定,也不是針對所有發遣的宗室覺羅。例如,嘉慶二十一年(1816),吉林將軍富俊奏報發遣到吉林的宗室綿遜,已經三年期滿。仁宗卻下旨斥責富俊:“前因宗室綿遜獲罪,令其攜眷發往吉林,交該將軍嚴加約束,特以盛京、吉林為滿洲根本之地,將不安分之宗室發往,使之漸習淳風,原與伊犁等處罪人有間。今富俊奏稱宗室綿遜三年期滿,殊屬非是。宗室綿遜著永遠攜眷居住吉林,仍交該將軍嚴加管束。嗣后遇有似此者,即照此辦理,年滿時不必具奏。儻吉林發遣宗室人數過多,該將軍等再酌照盛京例建房安插,派員管束。”(50)

另外一種形式是東北三將軍在皇帝東巡時奏報宗室覺羅的表現,由皇帝做出處理。例如,嘉慶二十三年(1818),仁宗在東巡盛京時,命盛京將軍富俊將發往盛京、吉林、黑龍江三處之宗室覺羅原犯案由,查明具奏。富俊匯總上奏后,仁宗根據其罪行和情節輕重,分別做出不同處理:“茲據富俊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恩福,因醉后用盌片劃傷頭皮,訛賴鄰居姚元寶錢文;恒伯,在科布多參贊大臣任內,令屬員在蒙古地方挖煤,私借鋪戶銀兩;隆順,在倉監督任內,誤揭張景泗改廒挪米;敬征、屏翰,充當族長,失察海康等習教從逆;桂芬,讀祝錯誤;慶杰,在熱河副都統任內,收受屬員饋送分金;繃武布,前在吉林,收受秀林幫繳官項等銀。核其情節,均尚非不可原宥,除敬征、繃武布、慶杰,另行降旨加恩外,恩福、恒伯、隆順、屏翰、桂芬,俱著加恩釋放回京,伊等家屬,并準其一并帶回。其余各犯,情罪較重,俱不準釋回,明歲慶典,亦毋庸查辦。”(51)

道光九年(1829),宣宗東巡盛京時,也命盛京將軍奕顥將發遣至盛京、吉林、黑龍江三處之宗室覺羅等所犯案由,查明具奏。奕顥匯總上奏后,宣宗也根據具體情況,做出了不同處理,或釋放,或繼續監管。(52)

三、發遣的宗室覺羅在東北地區的積極作為

根據本文前面所述,發遣至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其中一些人自恃身份特殊,繼續為非作歹,惹是生非,對東北地方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也使地方官員頭痛不已,叫苦不迭。但是,還是有一部分人在開發保衛邊疆、傳播京旗文化、進行文學創作方面有所建樹,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一,充當披甲,開發保衛邊疆。雍正十年(1732),察黑龍江等處御史章格在奏折中提到“發遣黑龍江地方之覺羅等子孫,生育甚蕃……且有在彼披甲者”。并提到“查該處之甲,特為養贍該處之人,若多為覺羅所得,則有礙于本處人等生計。若不令披甲,覺羅等又無以為生。且既披甲,必致與兵丁一體驅使,又恐歷年久遠,覺羅等之子孫,或致難以查考”。(53)從中可以看出,發遣到黑龍江地區的一些覺羅及其子孫已經在當地披甲當兵,與基層的八旗兵丁一道肩負起開發保衛邊疆的重任。

第二,傳播京旗文化,從事文學創作。獲罪的宗室覺羅發遣至東北后,他們及其家屬也把京師八旗的文化傳到了東北。研究東北文學的學者,普遍認為子弟書曲藝是移居盛京的宗室帶來的。子弟書是“八旗子弟書”的簡稱,據清人記載:“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創于八旗子弟。其詞雅訓,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54)《陪京雜述》中記載,當時“說書人有四等,最上者為子弟書,次平詞,次漫西成,又其次為大鼓、梅花調”(55)。隨著嘉慶十八年(1813),清廷將一批宗室移居盛京,子弟書也傳入盛京。(56)同時,發遣至東北地區的宗室覺羅及其家屬,也對子弟書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例如,著名的子弟書作者“鶴侶氏”,經學者考證就是宗室奕賡。在其幼弟莊親王獲罪被發遣到東北后,奕賡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也遷至盛京,并居此而終。(57)在盛京期間,他還參加了由著名文人名士組織的“芝蘭詩社”,從事子弟書的創作。奕賡是滿洲著名的文學家,擅長散文及子弟書,著作有《佳夢軒叢著》21卷及《借靴》《老侍衛嘆》《鶴侶自嘆》等子弟書十余種。奕賡對子弟書在東北的發展和傳播做出了較大貢獻。

在發遣的宗室覺羅中,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宗室裕瑞。裕瑞曾擔任過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正白旗滿洲護軍統領。嘉慶十八年(1813),因失察下屬參加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之役,被革職,并“發往盛京,派令管束移居宗室各戶”,并且“永不敘用”。(58)后來,由于裕瑞在盛京“不能約束移居諸宗室,諸宗室亦皆不服”,并且因“復買有夫之婦為妾”,仁宗遂下令將其“在盛京嚴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59)裕瑞的一生并不順利,但在文學創作上卻取得了斐然的成績,是清代中期宗室中的一位著名文學家。

他發遣到東北后,支持盛京的文人名士成立了“芝蘭詩社”,并積極參與其中的活動,對子弟書在東北的傳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60)他的詩文作品很多,多數都收在《思元齋全集》中。此集共11種,每種分別成書,各自刊行。其中在北京時所刻6種,謫居沈陽后所刻5種,其中詩、文各一種,詩賦文合一種,雜著兩種,分別為《沈居集詠》《東行吟鈔》《再刻棗窗文稿》《續刻棗窗文稿》《論孟余說》,此五種又稱之為《續集》。(61)他的詩歌以他被發遣至盛京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部分。前一個階段的詩歌的風格以清澹豪壯為主,體現了飽滿的欲建功立業的激情。后一個階段,裕瑞被發遣至盛京,后又被嚴密圈禁,陷入了極為不佳的處境,哀怨不滿的情緒逐漸增加,因此這一階段的詩歌以沉雄悲慨的格調為主。(62)謫居盛京后,他還從事古書考據,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觀點。如辨《孔子家語》一書,認為其并非全偽。論《孟子》一書,更是非議頗多,認為孟子在當時只是百子中的一家而已,其學識成就遠不如顏回、曾參、子思等人,只是由于唐宋諸儒極力推崇,為之注釋并“與孔經同函”,才被后人尊為圣人。他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可以說是對作為統治階級思想基礎的儒家思想的大不敬,這或許是他對被貶不滿的一種轉嫁和發泄。(63)

宗室犯罪問題是歷代王朝的通病,也是令歷代統治者都感到棘手的一個問題,清朝也概莫能外。但相較于以往歷代特別是和明代相比,清朝在處理宗室犯罪問題上還是比較明智的。明代的宗室俸祿和宗室犯罪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明代的宗室俸祿過高,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負擔。宗室犯罪問題更是惹得民怨沸騰,并成為引發農民起義的一個導火索,民怨極大的宗室也往往成為農民起義軍嚴厲打擊的對象。明朝沒有將犯罪的皇室成員發遣至東北,而清朝將犯罪的宗室覺羅發遣至滿洲的老家東北地區,由東北三將軍進行監管,避免了對其他地區造成滋擾。盡管在對發遣的宗室覺羅的管理上還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和局限性,如監管較為松散,導致其“再犯罪”現象比較常見,但相較于明朝往往以“親親之義”為由,對犯罪的宗室從輕發落,有的甚至不了了之,(64)清朝對犯罪的(包括發遣至東北后再犯罪的)宗室覺羅的處置還是比較嚴厲的。就明清兩朝的宗室犯罪數量與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而言,明朝遠遠甚于清朝,是一個不爭的事實,(65)這也證明了清朝在處理宗室犯罪方面要優于明朝。

清朝皇室愛新覺羅家族一向以注重家族子弟教育、家法嚴格而著稱。犯罪的宗室覺羅同時要受宗人府和刑部處理,表明他們既要受家法懲治,又要受國法處置。仁宗就曾說:“訓迪宗族,非獨國事,即系家事”,還強調對宗室應當“隨時教誨,加意管束。俾伊等各知檢攝,免蹈非為”。(66)清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處理宗室問題上能做到如此程度,能遠遠勝過明朝,實屬難能可貴。

清廷對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的管理還體現了“重在表現”的政策,即根據其實際表現做出不同的處理。能遵紀守法、悔過自新的,期滿一般都能釋放回京師或盛京;而對屢教不改、一犯再犯的,則不斷加重處罰,從嚴處理。但相較于一般的官員和平民等其他流人群體,發遣至東北的宗室覺羅還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視,不僅在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受到地方官員的優待,到一定期限一般還由皇帝根據其實際表現進行“再處理”,表現較好的一般都能獲釋,有的人甚至還能重新任職,這也突出體現了清代“首崇滿洲”尤其是優待皇室成員的國策。

歷代王朝對宗室都較為優待,而清朝對宗室覺羅既給予優待,同時對他們的管理和制約也較為嚴格。將犯罪的宗室覺羅發遣至東北地區進行監管的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嚴厲懲治皇室成員犯罪的態度和決心,體現了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對維護社會穩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應該予以肯定。

注釋:

①周軒:《清官流放人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周軒:《清代宗室覺羅流放人物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

②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44。

③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194頁。

④昭梿:《嘯亭續錄》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94頁。

⑤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44。

⑥《清圣祖實錄》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癸未”條。

⑦《清仁宗實錄》卷346“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己亥”條。

⑧《清仁宗實錄》卷198“嘉慶十三年七月丙寅”條。

⑨《清仁宗實錄》卷201“嘉慶十三年九月癸酉”條。

⑩《清宣宗實錄》卷128“道光七年十月戊戌”條。

(11)《清宣宗實錄》卷326“道光十九年九月戊午”條。

(12)《清仁宗實錄》卷204“嘉慶十三年十二月丙午”條。

(13)《清宣宗實錄》卷66“道光四年三月戊子”條。

(14)《清仁宗實錄》卷264“嘉慶十七年十二月乙卯”條。

(15)《清宣宗實錄》卷309“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乙未”條。

(16)《清宣宗實錄》卷331“道光二十年二月丁亥”條。

(17)《大清律例按語》卷65。

(18)《清仁宗實錄》卷169“嘉慶十一年十月乙未”條。

(19)《清宣宗實錄》卷317“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己巳”條。

(20)《清宣宗實錄》卷13“道光元年二月己酉”條。

(21)《清仁宗實錄》卷277“嘉慶十八年十月壬戌”條。

(22)《清宣宗實錄》卷432“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庚戌”條。

(23)《清宣宗實錄》卷330“道光二十年正月庚申”條。

(24)《清仁宗實錄》卷146“嘉慶十年閏六月丁酉”條。

(25)《清仁宗實錄》卷334“嘉慶二十二年九月辛亥”條。

(26)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196頁。

(27)《清宣宗實錄》卷150“道光九年正月戊午”條。

(28)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201頁。

(29)《清宣宗實錄》卷320“道光十九年三月庚戌”條。

(30)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201頁。

(31)《清仁宗實錄》卷232“嘉慶十五年七月癸酉”條。

(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吉林將軍富俊奏為奉發到吉林嚴加管束之宗室喜齡恃強滋事請旨圈禁示儆事》,檔號:04—01—01—0569—010。

(3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吉林將軍富俊、富登阿奏為審明圈禁宗室喜齡私行出入、買妾生子、復潛往他處被獲各緣由事》,檔號:03—1640—048。

(34)《清仁宗實錄》卷358“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壬午”條。

(3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嘉慶十八年五月初四日,《奏為遵旨查明已革宗室弼興醉酒鬧闖衙門一案事》,檔號:04—01—12—0305—108。

(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嘉慶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吉林將軍喜明、吉林副都統松寧奏為遵旨辦理責懲宗室弼興事》,檔號:04—01—01—0545—038。

(37)《清宣宗實錄》卷324“道光十九年七月癸丑”條。

(38)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193頁。

(3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道光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吉林將軍富俊奏為遵旨將滋事宗室全勝鎖禁事》,檔號:04—01—01—0683—045。

(4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附片》,嘉慶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黑龍江將軍斌靜、齊齊哈爾副都統蘇清阿奏為發戍效力已革山東布政使邱庭漋、宗室綿胡受寒病故事》,檔號:04—01—01—0543—028。

(41)《清宣宗實錄》卷304“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庚戌”條。

(42)《清宣宗實錄》卷467“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乙酉”條。

(43)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204頁。

(44)《清仁宗實錄》卷293“嘉慶十九年七月庚寅”條。

(45)《清宣宗實錄》卷129“道光七年十一月癸丑”條。

(46)《清宣宗實錄》卷262“道光十五年正月丙戌”條。

(47)《清宣宗實錄》卷324“道光十九年七月癸丑”條。

(4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道光年間,具體時間不詳,《呈宗室喜齡等因宿娼等案圈禁吉林日期案由清單》,檔號:03—3768—043。

(4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奏為循例奏報宗室喜齡等到戍期滿俱各安靜守法等事》,檔號:03—4046—034。

(50)《清仁宗實錄》卷318“嘉慶二十一年四月甲寅”條。

(51)《清仁宗實錄》卷346“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己亥”條。

(52)《清宣宗實錄》卷160“道光九年九月乙卯”條。

(53)《清世宗實錄》卷126“雍正十年十二月癸酉”條。

(54)震鈞:《天咫偶聞》卷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7頁。

(55)繆潤紱:《陪京雜述》,沈陽:沈陽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56)袁閭琨:《移居舊國建新營——記清宗室移居盛京始末》,《東北史研究》2010年第4期。

(57)孫文良主編:《滿族大辭典》,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50頁。

(58)《清仁宗實錄》卷277“嘉慶十八年十月己未”條。

(59)《清仁宗實錄》卷289“嘉慶十九年四月己卯”條。

(60)盛志梅:《清代子弟書的傳播特色及其俗化過程》,《滿族研究》2012年第4期。

(61)張玉興主編:《文集述要》,載李治亭主編:《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第7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8頁。

(62)張佳生:《獨入佳境:滿族宗室文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181頁。

(63)張玉興主編:《文集述要》,載李治亭主編:《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第7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頁。

(64)林忠彬:《淺析明代皇族宗室犯罪問題》,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41頁。

(65)顧錦春:《明代宗室犯罪》,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06頁。

(66)《清仁宗實錄》卷162“嘉慶十一年六月戊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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