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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俺答汗對意識形態的選擇
發布日期:2017-09-26    作者:呂文利    來源:《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5期

摘要:俺答汗一生在意識形態的選擇上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508年到1551年, 其信仰的是薩滿教, 以薩滿意旨為主, 尋求與明朝通貢;第二階段從1552年至1570年執送白蓮教首趙全等人止, 為對白蓮教的試探階段, 其夢想的是“奪回大統”的目標;第三階段從1571年到1582年去世, 最終選擇藏傳佛教格魯派為蒙古地區的信仰和意識形態。

關鍵詞:明代; 俺答汗; 意識形態; 藏傳佛教;

引言

關于蒙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問題, 很多學者進行關注并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以長時段視角來研究的, 有妙舟的《蒙藏佛教史》、札奇斯欽的《蒙古與西藏歷史關系之研究》、德勒格編著的《內蒙古喇嘛教史》等, 但這些通史性的著作著眼于大蒙古國時期及其之后的蒙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 對俺答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過程及原因進行了探討, 但并未深入研究。至于以更寬廣視野撰寫的《佛教史》更是一筆帶過。從俺答汗個人角度來研究的著作也不少, 如日本學者和田清在其《明代蒙古史論集》中, 專門有《俺答汗的霸業》一章, 寫俺答汗是如何成就霸業的, 其中對俺答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著墨頗多, 但并未解釋俺答汗為何沒有選擇其他宗教。楊紹猷的《俺答汗評傳》和蒙古國溫德華的博士論文《俺答汗研究》等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關于其個人信仰和部族意識形態問題關注不多, 主要著墨于其引進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原因和過程。俺答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是蒙藏關系史上的大事, 自然引起了一些著名學者, 如亦鄰真、薄音湖等人的重視。另有很多文章也對俺答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原因、過程進行了探討。筆者認為, 俺答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固然有其重要意義, 但還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一是在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之前俺答汗的個人信仰和部族的意識形態是什么?在這里, 應該區分信仰與意識形態的概念。涂爾干認為:“宗教現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為兩個基本范疇:信仰和儀式。信仰是輿論的狀態, 是由各種表現構成的。”[1]由此可見, 信仰具有群體性特征, 雖然我們覺得信仰似乎是個體選擇的結果, 是個人的意識行為, 但無疑, 只有被一個群體信仰才能稱之為“信仰”, 它具有主觀性特征。而意識形態含義則更加廣泛和復雜, 它是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 人對于世界和社會的有系統的看法和見解, 哲學、政治、藝術、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體表現。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 在階級社會里具有階級性。也叫觀念形態。”[2]所以, 意識形態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特征。二是縱觀俺答汗的一生, 他一直在嘗試各種宗教和意識形態為我所用, 共有多少意識形態供他選擇?三是俺答汗最后為什么選擇了藏傳佛教?

一、俺答汗信仰的第一個階段 (1508—1551) :薩滿教

俺答汗, 又稱為阿勒坦汗 (Altan Khan) , 出生于1508年1月2日[3]10, 為達延汗之孫, 其父為達延汗第三子巴爾斯博羅特, 為右翼三萬戶濟農。俺答汗生活的年代, 正是動亂的年代。在其出生140年前,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建立了明朝, 元朝皇室北遁, 建立北元。明朝與蒙古不斷發生戰爭。1480年, 年幼的巴圖蒙克即汗位, 是為達延汗。當時, 東蒙古 (韃靼) 主要由六萬戶組成, 號稱“四十萬蒙古”, 內訌和戰爭不斷;在西部, 則有衛拉特 (瓦剌) , 號稱“四萬衛拉特”。“四十萬蒙古”和“四萬衛拉特”也是連年征戰已有百余年。經過多年的努力, 達延汗統一了東蒙古地區, 封諸子分領六萬戶。

在信仰和意識形態方面, 雖然元朝皇室貴族曾信仰藏傳佛教, 但只是在蒙古上層進行傳播, 并未深入民間。在元朝皇室退居蒙古地區后, 薩滿教重新又在蒙古地區居于統治地位。“薩滿作為神的代言者, 在酋邦政治生活中具有獨特的作用。他們可以代表天神宣布神諭, 聲稱某個統治者是天所選中的人間君王;也可以按照統治階級意識和意愿占卜、解釋各種天兆、異象”[4]。應該說, 蒙古社會的薩滿教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存在了。

1517年, 達延汗去世, 因達延汗長子先已去世, 長孫卜赤年幼, 汗位被巴爾斯博羅特所奪。這引起了其他貴族的反對, 兩年后, 不得不歸政于卜赤汗, 巴爾斯博羅特不久后即去世。巴爾斯博羅特死后, 其兄弟七人繼承遺產, 俺答行二, 領十二土默特。在這些兄弟中, 以其長兄袞必里克濟農勢力最雄, 至嘉靖十三年 (1534) 時, 俺答汗已經27歲, 經過多年的征戰, 他已在右翼中確立了重要地位, 在這年的四月, “俺答挾眾欲入貢”[5]59。這是文獻記載的俺答汗第一次要求入貢。楊紹猷分析說:“這一要求的難能可貴之處, 是在于這一年正是右翼濟農袞必里克 (吉囊) 及其弟俺答、老把都等勢力強盛的時候, 他們剛于頭一年大敗兀良哈部, 又南下入援大同兵變, 威震塞內外, 奪得大量戰利品, 而俺答獨能比其他領主更有遠見地倡言通貢互市。”[3]47筆者認為, 按照當時蒙古人的信仰來說, 凡大事必請教薩滿, 此事應該有薩滿參與。

據時人蕭大亨 (1532—1612) 記載, 蒙古薩滿占卜的情形:蒙古“俗有卜筮, 不與我同。有持羊膊骨火灼之, 以驗吉兇者;有以上弦之弓, 用兩指平舉之, 口念一咒, 俟弓微動而知吉兇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 向內為吉, 向外為不祥者”[6]246。蒙古領袖凡遇戰爭、災禍等大事時必請薩滿進行占卜。

嘉靖二十年 (1541) 秋, “俺答阿不孩遣夷使肯切、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稽顙蒙賞, 且許市易。近以貢道不通, 歲掠多災。卜之神, 云貢吉”[7]65-66。這里的“神”就是薩滿。瞿九思的《萬歷武功錄》記載此事云:

俺答亦不幸大札, 人畜死者什二三, 大懼, 乃往問神官。神官, 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 必入貢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諰阿郎入貢, 父老皆相傳, 以為盛事, 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5]43-44。

由此可以看出, 俺答汗此時的信仰的確是以薩滿教為主, 聽薩滿之言, 行通貢之事。而且在具體實踐中, 又搬出其父入貢故事, 以為陳情。另外還可以反映出, 此時的薩滿依據內外情況, 做出“入貢南朝”的決斷, 是符合當時俺答汗的利益的;從“父老皆相傳, 以為盛事”可以看出, 這也是符合廣大牧民的心聲的。所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 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明朝和俺答雙方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明朝對俺答汗的這一請求, “詔兵部集議, 曰:詐而貢, 不可信”。并“定賞格, 能斬俺酋者五百金, 升三級”。這是戰爭的架勢, 俺答汗“以貢事不諧, 三道并入, 盡蹂秋稼”[7]66。雖然俺答汗心中惱怒, 但心中一直希望能夠通貢, 所以在其請求通貢時, 大同巡撫史道留其使臣肯切, 而把石天爵放回去了, 并給以布帛, 俺答汗“亦以馬報之”, 所以在這次的進攻中, “大掠三關而大同無恙”, 但史道卻被指“媚虜嫁禍”“遂得罪”[7]67。

嘉靖二十一年 (1542) 三月, 俺答汗“送中國人李山至, 請易肯切。廷議以為詐, 不之許”[7]67。緊接著又派石天爵等人再次求貢, 但大同巡撫龍大有立功心切, “誘縛之, 上之朝, 詭言用計擒獲。帝悅, 擢大有兵部侍郎, 邊臣升賞者數十人”[8]。于是“磔天爵、肯切于市”[7]67。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明朝邊臣以一己之私, 損害國家利益, 誠可嘆也!對于明朝殺害使臣的行為, 俺答汗暴怒, 引兵大掠, “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嘉靖二十四年 (1545) 又犯大同中路鐵里關等處[7]69。

但是, 俺答汗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入貢。嘉靖二十五年 (1546) , “俺答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左衛求貢”, 言“俺答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 及金銀鍋各一, 講信誓, 戒犯竊, 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7]69。這就是九白之貢, 并有盟誓之約。據蕭大亨所記, 蒙古人“其最重者然諾, 其最憚者盟誓。偽則不誓, 一誓, 死不渝也”[6]248。但當時明朝邊臣懂蒙古風俗的不多, 加之前面封賞龍大有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 于是“總戎家丁董寶等值哨邊, 狃于前事, 竟碪三夷首以攘功”[7]69。如果任由這種事情發展下去, 則俺答的使臣來一個殺一個, 明朝邊臣都試圖邀功, 則邊境永無寧日。幸虧此時有個明白人, 總督宣大事務的翁萬達上書陳情, 認為俺答汗一再請求入貢, 但明朝邊將輒殺使臣, “曲在我矣”, 董寶等“滔天之惡, 真不容誅矣”。此后“部覆, 姑貸各官兵罪”[7]70-71。雖然兵部姑且沒有治罪, 但也沒有論功行賞, 翁萬達的意見和兵部的態度是一個標志性信號, 總算遏制住了邊臣邊將擅殺俺答汗使臣意圖請功的勢頭。

但是這次使臣被殺, 俺答汗似乎不為所動, 繼續派遣使臣求貢。翁萬達報曰:俺答汗“遣使求通, 雖已被殺, 猶屢請不已”。自嘉靖二十五年 (1546) 至二十六年 (1547) , 竟然“虜使絡繹”, 但是“邊臣懼廟堂有意督過之也, 遂不以聞”。雖然如此, 但此次俺答汗似乎鐵了心, 勢必要通貢事成, “然虜竟以通好, 散處其眾, 不復設備, 遇哨探卒, 亦不戕”。實際上, 促使俺答汗痛下決心求貢的, 應該還是薩滿的意旨。嘉靖二十六年 (1547) , 俺答汗“復遣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 云虜中大神告, 羊年利于和”。“虜中大神”即大薩滿, 無疑, 俺答汗讓薩滿占卜, 占卜的結果就是“羊年利于和”, 這與上述嘉靖二十年 (1541) 的占卜結果如出一轍。蒙古歷紀年是將五色青、紅、黃、白、黑各分陰陽, 以十二生肖依次搭配, 組成循環順序, 以60為一周期, 周而復始, 用以紀年[9]20注。此處所說的羊年正是嘉靖二十六年 (1547) , 是紅羊丁未年。遵照薩滿的意旨, “俺答會集保只王子、吉囊臺吉、把都臺吉相議, 求準進黑頭白馬一、白駱駝七、騙馬三千, 求白段一端為大神袍, 麒蟒段件, 頭目領之。內種外牧, 漢夷不相害”[7]70-71。這里俺答求貢, 要的第一件回賜物品就是一匹白鍛, 蒙古人尚白, 所以此白鍛必然非常尊貴, 果然, 其用處為“大神袍”, 即用于薩滿身上。對于此事, 瞿九思《萬歷武功錄》記載稍詳:“我若得白段, 即以為袍, 掛大神道, 它悉以自服。”[5]47

可見在這一時期, 俺答汗篤信薩滿教, 而薩滿的“入貢”意旨亦符合俺答汗和蒙古普通民眾的利益, 所以俺答汗心心念念以“入貢”為要。但在這一時段, 明蒙之間卻形成了消極的“因果循環”關系, 即:俺答遣使通貢———明朝懷疑誠意———明朝拒絕通貢———俺答派兵劫掠———明朝懷疑誠意———明朝繼續拒絕通貢。這個消極的“因果循環”關系最終被逃往俺答汗處的白蓮教徒給打斷了。

二、俺答信仰的第二階段 (1552—1570) :對白蓮教的試探

早在正德年間, 就有漢人因為饑寒而投奔草原的記載。嘉靖三年 (1524) 和十二年 (1533) 又發生了兩次大同兵變, 很多邊將戍卒投奔俺答汗處, 其中亦有一些白蓮教徒眾。到嘉靖三十年 (1551) 時, 山西大同呂老祖的白蓮教起事失敗, 大量白蓮教徒遁入俺答汗處。

妖人呂老祖以白蓮教惑眾, 構禍于山西、大同之間, 有司捕之急, 叛投彼中。其黨趙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從之。周元者, 麻城人也, 以罪戍大同, 為彼所獲。劉四者, 老營堡戍卒也, 與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帥而叛。張彥文者, 大同衛百戶也。亦以通彼叛。而呂老祖之徒馬西川、呂老十、猛谷王各先后亡命, 俱入俺達營部。趙全魁梧雄健, 多權畫, 李自馨頗通文字, 周元善醫藥, 劉四驍勇敢斗, 俺達甚愛之[6]80。

實際上, 在嘉靖三十年 (1551) 左右, 俺答汗倚仗白蓮教首蕭芹、丘富等人。丘富于嘉靖二十八年 (1549) 投奔俺答, “以妖言誘惑本夷, 用為頭目”[6]109。蕭芹與丘富“并亡抵于虜, 自以為次王, 與謀中國”[6]59。此時的白蓮教徒眾還未大批到來, 俺答對白蓮教持將信將疑并加試探的態度。

嘉靖三十年 (1551) 四月, 明廷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但“馬市甫畢, 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明朝邊將上前詰問, 俺答方面“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 散處諸帳中, 教以火食屋居, 不利于虜好, 則曰力能咒人喝城。俺答為之動。”[7]75

白蓮教在元代就是流傳很廣的一個教團, “在初創時期是佛教的一個世俗化教派, 但在后來則演化為民間秘密社團”[10]。因與民間信仰高度融合, 所以白蓮教在民間發展迅速, 并成為元末農民大起義的主要力量。白蓮教徒在明朝有很大發展, 教派林立, 很多白蓮教徒眾起事, 成為明廷的心頭大患, 山西呂老祖起事即為其中之一。起事失敗后逃往草原, 應該說在白蓮教徒心中, 其反明的態度在形式上是與俺答汗一致的。但如何取悅俺答汗, 從而得到重用也是個大問題。同時, 俺答汗也想看看這幫人的本事, 于是蕭芹等人以會喝城術報之, “吾有術神, 咒人人死, 喝城城崩”[5]59。

恰好明朝邊臣史道索要蕭芹等, “虜請先試其術, 不效, 執以予我”。于是俺答汗義子“脫脫告通事曰:‘某日自右衛喝城, 非掠也。’”這個看似玩笑的通告也明確告訴我們, 俺答汗等人是不信蕭芹等人的喝城術的。雖然脫脫說此次只是做實驗, 不是劫掠, 但明廷還是做了準備:“會有旨, 命史道遍歷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怵于邪黨, 然臣已得要領, 乞不以較錙銖, 坐失大機。仇鸞亦請留道于宣大, 而右衛果有警報”[7]75。蕭芹本來是有準備的, 約好與張攀龍等人里應外合, 他在外喝城, 張攀龍等人開城, 但被明軍守城官兵發現, 自此事敗。但蕭芹還不死心, 要求再試一次。“于是俺答壁外邊, 遣輕騎三百, 從芹至破虜堡。熟視芹, 芹至墻下, 喝, 喝如此者三日夜, 聲已盡失, 不能語, 而墻不少崩也”[5]59。于是俺答后悔聽信蕭芹之言, 于是配合明朝邊將, 執送蕭芹等人。

嘉靖三十年 (1551) 開市之初, 俺答方面曾言:“富虜能以馬易段, 貧者惟有牛羊, 請易菽粟。”[7]75根據明朝邊臣的分析, 俺答汗之所以求貢, 大體有幾個原因, 一是“所戀者中國段帛。掠之不多得, 亦自有損失, 不如貢市完善”[7]67。這是嘉靖二十年 (1541) 俺答求貢時的分析。二是“虜甚嗜中國貨, 鹵掠則歸部落, 求貢則歸酋長故也”。這是嘉靖三十年 (1551) 時宣大總督蘇祐的分析[7]74。據蕭大亨記載, 當時蒙古諸部大掠而歸后, “群夷上所鹵獲于群酋, 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鹵獲于虜王, 而莫之敢匿。虜王得若干, 余以頒群酋;群酋得若干, 余以頒群夷”[6]250。三是“小王子者, 俺答之侄也。俺答恥為之下, 茲求歸順, 將假中國官爵, 與其侄爭雄”[7]74。刨去政治因素, 單從經濟方面上來講, 蘇祐的觀點值得重視, 在馬市上的貿易的確有利于蒙古貴族, 對底層民眾來講, 需求的還是溫飽, 所以請求以牛羊交易糧食。當時明朝邊臣也觀察到:“虜富者十二, 而貧者十八”“貧者唯有牛羊。”但遺憾的是, 對于俺答汗的這個要求, 明廷不許, 俺答汗部下遂有犯邊搶掠者, 于是明廷于嘉靖三十年 (1551) 十二月詔禁馬市。明廷的這個措施, 也逼迫俺答汗考慮在豐州川發展農業, 他所依賴的, 還是白蓮教徒眾丘富等人[11]。

嘉靖三十三年 (1554) , 白蓮教頭目趙全等人逃到草原。趙全等人吸取蕭芹等用旁門左道誘惑俺答汗這種技術性失敗的教訓, 改從思想上、意識形態上勸誘俺答汗。“此數人者, 仍以老祖之術誑惑俺達, 妄稱天命, 日見親信用事, 而彼之親貴五奴柱、恰臺吉皆屈下之”[6]80。蒙古文史書《阿勒坦汗傳》也稱:趙全等人“曰:待我為汝奪回昔日失陷之大統, 與尊大汗汝結交相依為命, 于是寶菩薩阿勒坦汗又 (與明) 不和而興兵, 年年掠獲之多不可數清”[9]53-54。

“昔日失陷之大統”即明滅元之事, 可以說, “奪回大統”勾起了俺答汗的政治雄心, 從此之后, 在他的腦海中, 由之前信仰薩滿而不斷求貢一轉而為“奪回大統”。他自己后來也是這么說的:“我本意要進貢來, 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 連年用兵, 兩下廝殺, 不得安生。”[6]60-61可以說, 俺答汗由求貢到“奪回大統”是一個質的轉變, 他已經被這個美好愿景給迷惑住了。

經過多年的發展, 豐州川的農業已經粗具規模, 俺答汗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 對趙全等人也越發信任。“每大舉進寇, 俺達必先至板升, 于全家置酒大會, 計定而后進”[6]80。

而趙全等人, 亦不斷在俺答汗面前強化“奪回大統”思維。但隨著形勢的發展, “奪回大統”又變為構建“南北朝”思維。

“四十年秋, 趙全言于俺達曰:‘自此塞雁門, 據云中, 侵上谷, 逼居庸, 朵顏居云中而全據太原, 效石晉故事, 則南北之勢成矣。’”[6]80趙全被俺答汗執送明朝后, 明朝刑部審問趙全等人所形成的《趙全讞牘》亦有詳細記載:

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與丘富分遣奸細入邊探聽虛實, 交通近邊城堡奸逆, 具販貨物賄送俺答, 妄向俺答駕說伊有天分, 尊禮為帝, 日逐教誘各夷置造鉤桿, 攻取城堡。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謀危社稷, 日與俺答商說, 分遣各虜攻取大同、宣府、薊州一帶, 與南朝平分天下[6]109。

實際上, 與明朝平分天下的思路或許更符合趙全等人的利益, 他們做起了稱王的美夢。所以嘉靖四十四年, 趙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等人“將俺答僭稱皇帝偽號, 驅使被擄漢人, 于大板升迤東與俺答修城一座, 采打木料, 于內起蓋長朝殿九間”[6]112。以上“皇帝”稱號, 開啟了“奪回大統”或“南北朝”模式的第一步。而趙全等人自己“于方城板升自為屋室, 僭擬王侯, 丹青金碧, 照耀龍庭”[6]80。但遺憾的是,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為俺答汗建皇宮的過程中, 出現了意外。“于本年五月十五日上梁, 燒紙, 贊呼萬禮。行禮間, 上天忽起大風, 將梁刮落, 致將逆犯宋銀兒及不知名真夷七八人打死。俺答畏懼, 不敢內住。”[6]112這次事故造成了俺答汗對白蓮教徒眾的疑懼, 所以雖然上皇帝尊號, 雖然趙全等人將宮殿蓋完, 但俺答汗自始至終沒敢進去居住。

所以當隆慶四年 (1570) 俺答之孫把漢那吉降明, 明朝方面提出以趙全等人交換時, 俺答汗毫不猶豫地予以交換。他說:

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 乃不殺, 又加官, 又賞衣服。恩厚若此, 我今始知中國有道, 悔我前日所為, 若果肯與我孫, 我愿執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 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 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鍋布等物為生, 我永不敢犯邊搶殺, 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 受天朝恩厚, 不敢不服6]60-61。

于是封貢事成, 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

應該說, 此時的俺答汗一直在試探白蓮教徒眾構建的“奪回大統”以及“皇帝”模式能否成為一種意識形態, 同時他也在利用這些漢人建造板升, 發展農業。但是先是蕭芹的喝墻術不靈, 后是趙全建的宮殿大梁倒塌, 使俺答汗對白蓮教建構的神話色彩大為懷疑, 加之俺答汗的很多部下對趙全等人頗有微詞, 故利用白蓮教建構的話語體系很難成為蒙古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階段, 應該說俺答汗還是以信仰薩滿教為主的, 直到其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后, 才燒毀了薩滿教神偶“翁公”[12], 俺答汗與白蓮教徒眾有二十年左右的“蜜月期”, 反映了他勇于探索、一切為我所用的原則。

隆慶封貢后, 俺答汗已是60余歲的老人了, 其勢力所及的蒙古諸部, 在意識形態方面究竟何去何從, 是他思考的問題。尤其是, 在與各種文化接觸的過程中, 他明顯感覺到, 薩滿教在很多方面是落后的, 尤其是殉葬習俗是其不能接受的。另外, 明朝封貢, 實現了他多年和平通貢的夙愿, 但一個和平的環境無法使其實現其稱霸蒙古的雄心壯志, 能否有一個意識形態既能保持一個和平的環境, 又能實現其稱霸蒙古的愿望?

三、俺答汗信仰的第三個階段 (1571—1582) :藏傳佛教格魯派

歷史或許就是這樣巧合, 正當俺答汗躊躇之時, 1571年,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阿興喇嘛來到土默特向俺答汗傳教, 他巧妙地利用了轉世輪回的教義, 說明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轉世, 這正中俺答汗的下懷, 如果以忽必烈的轉世為號召, 則不但可以破除察哈爾的正統大汗地位, 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可以統領諸部, 成就霸業。阿興喇嘛不失時機地向俺答汗指出:“若想遵行薛禪汗和八思巴二人所創立的政教二道并行之制, 請迎佛于西藏拉薩地方。”[3]90

所以, 當日歷翻到了明萬歷六年 (1578) 時, 發生了一件影響蒙藏歷史的大事, 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與西藏格魯派首領索南嘉措, 在青海湖邊的仰華寺 (察卜齊雅勒廟) 進行會晤。從此, 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 并在蒙古民眾的宗教信仰中占據主導性地位。

在這次仰華寺會晤中, 索南嘉措贈予俺答汗“梵天大力察克喇瓦爾第諾們汗之號”并賜銀印[9]120, “察克喇瓦爾第諾們汗”即“轉輪法王 (chakravartin) ”。“轉輪法王”在藏傳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歷史上, 松贊干布、忽必烈皆被視為轉輪法王[13]。而俺答汗由此在法統上就繼承了忽必烈的轉輪法王的地位, 這對俺答汗來說, “借助西藏佛教領袖神圣力量的支持, 建立了新的政權模式, 不僅使他在青海地區的霸權得到了承認, 同時加強了他在蒙古諸部中的崇高地位和號召力”[14]。

結語

綜上可以看出, 俺答汗一生在意識形態的選擇上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508年到1551年, 其信仰的是薩滿教, 以薩滿意旨為主, 尋求與明朝通貢;第二階段從1552年至1570年執送白蓮教首趙全等人止, 為對白蓮教的試探階段, 其夢想的是“奪回大統”的目標;第三階段從1571年到1582年去世, 最終選擇藏傳佛教格魯派為蒙古地區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當然, 以上劃分的階段只是為便于理解而劃分的階段, 真實的歷史遠比這個劃分復雜, 如第二階段在俺答汗和蒙古社會來說, 主導性信仰還是薩滿教。

應該指出, 俺答汗是一個實用主義的領袖, 為達到自己雄踞蒙古甚至是與明朝一爭雌雄的雄心, 在前期, 他請求蒙古宗主大汗———察哈爾大汗博迪汗封他為“索多汗”[9]40“土謝圖徹辰汗”[9]45-46等, 在博迪汗去世之后, 其子打來孫汗即位, 俺答汗更不聽其約束:“小王子者 (指打來孫汗———筆者注) , 俺答之侄也。俺答桀驁, 久不聽其約束, 而恥為之下, 茲求歸順, 將假朝廷官爵, 與其侄爭雄。”此后, 察哈爾在俺答汗勢力的逼迫下, 向東遷徙, 進入老哈河、大凌河及遼河一帶。隆慶四年 (1570) , 發生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投明事件, 為解決這個事件, 俺答汗請求明朝封他為王, 后明穆宗封俺答為“順義王”, 授鍍金銀印。此后俺答“以大明律繩其下, 得中國錦綺巧, 每以驕東虜”[6]136。“東虜”即指察哈爾部。又苦于“不識文字, 每書表, 悉出漢人手, 多為奸群所波蕩, 往往書辭口傳背馳, 多不足憑”, 所以明朝派譯者赴大同“譯如忠孝經之類”, 俺答汗大喜, 令其子孫“那吉、擺腰習字焉”[7]92。所以俺答汗對儒家文化也不排斥。此外, 從文獻記載來看, 俺答汗也經常接觸一些穆斯林, 在俺答汗之前, 從西蒙古一些蒙古領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其有伊斯蘭化的傾向, 如“癿加思蘭”“亦思馬因”等等, 據希都日古的研究, 伊斯蘭教在明代蒙古相當盛行[15]。但伊斯蘭教究竟對俺答汗有無影響, 影響到什么程度, 根據目前的資料, 我們還不得而知。

雖然俺答汗從明朝取得了“順義王”的封號, 但由于其合法性來源于明朝, 所以在蒙古地區并無號召力。因此俺答汗此后又選擇了藏傳佛教格魯派, 其轉世理論認為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轉世, 從意識形態上可統一蒙古, 俺答汗從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那里獲得了“轉輪法王”的稱號。至此, 俺答汗集蒙古宗主大汗授予的“索多汗”“土謝圖徹辰汗”、明朝皇帝授予的“順義王”、三世達賴喇嘛授予的“轉輪法王”等多個稱號于一身, 當然, 還有未公開宣傳的白蓮教徒眾加給他的“皇帝”稱號。這些稱號反映了俺答汗在不同階段的追求, 以及不同階段的雄心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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